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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家园季刊#12
中资企业在海外设立真正独立、合法、工人信任的工会，是企业国际化过程中应当积极面对的责任，而不是障碍。这不仅关乎工人福祉，更直接影响企业的运营效率、法律风险与国际声誉。随着“一带一路”等项目的深入推进，组建独立工会，并建立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劳工制度，是检验中资企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中资企业在海外是否应该设立独立工会
今天的一则警情通报震撼世界：河南嵩山少林寺住持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寺院资产；严重违法佛教戒律，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目前正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网民调侃：上一次少林寺方丈出事还是在北宋年间，当时的方丈和叶二娘生了个儿子叫虚竹。
调侃归调侃，但由此可见，一切不受约束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不管历史如何变迁，也不管是否抬头三尺有神明。同样，对于在海外的中资企业来说，企业主具有绝对的权力，但没有工会的监督，企业是否能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心，保障工人的权益不受侵害呢？
答案是否定的，中资企业在海外就是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封闭式的管理让资方为所欲为，普遍形成现代奴隶制生产制度。工人权益被侵害而求告无门，而外界也对此一无所知。
海外中企工会状况
根据我们的调查，在海外的中资企业没有属于中国工人的工会。有些国家法律规定要求任何企业方不得阻挠工人组织工会，比如印尼、塞尔维亚、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在这些国家的企业为了应对法律监管，准许工人组建工会，但参加工会的人员限于当地国家工人，中国工人是不准加入工会的。比如在印尼青山工业园区的工会反馈说他们的会员只有印尼籍工人，想发展中国籍会员几乎不可能。资方有意将中国工人和当地工人实施双轨制，很多时候企业还拉拢中国工人做“自己人”以对抗本土工会的压力。比如在出现当地工人维权抗议时要求中国工人以保卫工厂，捍卫集体财产的名义对抗本地工人。还有中资企业可能也会“搞小动作”暗中排斥这种工会。曾经在印尼的肯达里德龙工业园区也有工会存在，但因劳资纠纷频发，有人暗自打压分化工会，目前该园区已几乎没有工会影响力了，造成连印尼籍工人的权益都已无法保障的现状。地处东欧的塞尔维亚，中资企业里的工会同样也只为塞尔维亚籍工人服务，厂区里的中国工人无法加入，甚至都不知道有工会的存在。
由此可见，中国籍工人没有成立工会和加入工会的权力，更无法获得工会的协助保护。尤其是海外的一些建筑企业、工业园区、矿区，中方工人多为派遣公司单独理，都不准许加入当地工会，大多都被限制自由，甚至于扣留护照，发生劳动争议时没有解决机制，难以维护工人权益。
是否应该成立工会？
工会是可以保障工人基本权益并促进企业更好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是工人集体发声、争取工资、福利、安全和改善工作条件的最基本渠道。能提升企业稳定与生产效率，有效的工会可以在工人与管理层之间起到沟通桥梁作用，减少误解和冲突。在处理集体谈判、工伤争议、合同解释等方面，工会可以协助快速解决问题，减少罢工和恶意破坏的概率。
成立工会也是遵守当地法律与国际标准的体现，许多国家法律要求外资企业必须允许或不干涉员工组建工会。一旦企业阻挠组建工会，可能被指控违反东道国法律或国际劳工公约，面临诉讼、罚款、甚至驱逐投资。工会的存在也能改善中资企业形象，缓解“新殖民主义”指责，当前不少中资企业在非洲、东南亚、拉美面临剥削、环境破坏、人权侵犯等舆论批评。成立透明、公正的工会，能帮助中资企业改善企业社会责任形象，打破“剥削廉价劳动力”的刻板印象。
“一带一路”倡议已进行十多年了，中资企业出海没有独立工会的弊端也显而易见，首先是劳资矛盾积压，常激化为暴力抗议或国际事件。比如在印尼、塞尔维亚等地多起中资项目爆发工人集体罢工、封锁厂区、暴力冲突。一些案件甚至引发国际媒体报道，损害国家与企业形象。甚至欧美等国际社会都在考虑制裁和限制相关公司产品的出口。
工会的缺失也影响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工人缺乏谈判力量，维权无门，导致流失率高，影响产能稳定。有些企业也看到了这一点，但因为国内体制束缚，不想也不能成立独立工会，只有设置一些职工代表协调组之类的部门，但这毕竟与独立工会的作用天壤之别，常被认为是听从领导指挥的“橡皮图章”，流于形式没有实际意义，无法起到工会真正的监督和平衡作用。
设立工会的益处
独立工会的存在是有诸多好处的，不仅能保障工人权益，对企业长远利益更有促进。首先，有了独立工会的存在，可提升企业合法合规性。在许多国家，有独立工会的企业能更容易通过当地劳动监察、ESG审查、项目审批等。完善的企业构架更能吸引国际合作与投资，一些欧美企业或政府资金对劳工权利极为关注，只有符合工会制度要求的合作伙伴才可能获得订单或贷款融资等，这能促进企业良性发展。
从工人角度来讲，这会明显增加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效改善劳资关系，提升企业文化。有工会组织的保障，会让工人感觉被尊重，有助于营造更具凝聚力的组织氛围。对企业有认同感后，在企业面对市场及经济冲击时，在工会的协调下可以更好的做企业运营策略转变，帮助企业度过难关。
中资企业在海外成立真正独立、合法、工人信任的工会，是企业国际化过程中应当积极面对的责任，而不是障碍。这不仅关乎工人福祉，更直接影响企业的运营效率、法律风险与国际声誉。随着“一带一路”等项目的深入推进，组建独立工会，并建立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劳工制度，是检验中资企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作者： Armstrong
随着中国在印尼镍相关产业快速扩张，越来越多的工人选择出国打工以获得更高的报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出国，对外界了解有限，在这里粗略的为大家解惑答疑。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安全问题，很多人打工的第一站就是印尼青山工业园区IMIP，一听到园区二字，大家首先联想到的是缅甸的诈骗园区，担心是不是骗局，会不会被强迫网络诈骗，会不会被割腰子？在这里可以给大家打消这个顾虑，这是工业园区，只榨取你的劳动力。镍价长期稳定在十几万一吨，是螺纹钢的三十倍，其他新能源材料单价更高，整个园区里最不值钱的可能就是工人了。当然人多的地方就会有麻烦，尤其是异国他乡，这里中国工人虽多，但一起共事印尼工人数量超国人七八倍，因工作方式不同、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和可能的宗教禁忌，同事之间难免有小摩擦，这都是正常的人际纠纷，稍加注意就好了。真正要重视的是生产安全问题，整个园区都是大型设备，任何一个失误都能要了你的小命。青山工业园区占地5500公顷，相当于8万多亩，员工9万多人。从采矿到冶炼、热轧冷轧、酸洗，园区有机场、码头、水厂、发电厂等全部设施，可以让你足不出户在封闭的园区存活一年。
安全疑惑消除了，肯定就要考虑待遇问题了。干了活要求报酬那是天经地义的。不过期望不要太高，现在出国已不是高薪的代名词了，中国国内各行各业那么卷，海外中企难免也会跟风，加工作量，降低工资都已是长期趋势。商品的竞争力是加量不加价，当人力作为商品时只有加量再减价才有竞争力。如今的海外工程市场价格就是这样每况日下，想挣大钱快钱的还是要调整心态。这里的中国工人普遍是一万起步，有点技术的一万五至两万，
领了工资就会考虑吃的问题了，饮食不习惯是人人都要面对的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国内你出个省都会觉得差别很大，何况飘洋过海到一个比中国还落后的国家的偏僻外岛上。这里各个公司有自己的食堂，当然许多外协的工程队那都不算食堂，就是个做饭小摊。能吃饱，但别想吃好。园区内也配备超市，进去过后你会发现从前看不上眼的国内食品到了这里啥都想吃，但价格通常是国内2、3倍。
既然东西这么贵，那我多从国内带点过来总行吧，注意，东西也不是随便带的，印尼航空公司已经免费托运行李额将为10公斤， 注意不要超重，不然行李托运费会让你心疼几千里。
除了一般个人物品外，还可以带些基础药品，消炎止痛啥的，因常年湿热，蚊虫泛滥，还可以多备些清凉油风油精之类的，园区医疗有限，价格昂贵，上策是做好自我保护。园区治疗重病或工伤困难，大多数公司不会为工人购买正式社保或保险。伤病后通常会被遣返，部分费用需自理。真诚建议有阑尾炎症状的，在国内先把阑尾割了再来打工，不然病发后可能真的会要了你的小命，到时就是“青山”埋忠骨了。
其次是到了这里饮食单一，可以备点复合维生素，毕竟每日风里来雨里去，户外工作者下雨淋透，出太阳汗透，对身体消耗很大。当然要特别注意饮食卫生，尽量饮用净化水。
从准备到进园区工作，注意整个流程中每个环节的细节，比如是劳务派遣公司的，需留意合同内容不透明或与实际工作不符；有的合同只在中国签订，印尼没有本地正式合同。进园区工作后可能出现扣护照、禁止出园区情况等。大多数工人可能会被拖欠工资，自己要多了解薪资结构，搞清楚基本工资与加班费、津贴的算法。大多数外协公司是以人民币计薪，要留意汇率是否合理。
外协公司普遍工作强度高，多数工厂采用“每班12小时制”，甚至可能整月无休。留意加班费的计算方式，一些公司通常按内部规定而非法定加班费计算方式而引起争议。
园区的大多数工作岗位劳动强度极大，高温高湿度的工作环境极易引发中暑，注意个人防护。此外留意园区内的安全防范，避免可能发生的爆炸、中毒、火灾、电击、坍塌事故。工作中要注意语言沟通与文化差异，与印尼籍工人沟通存在障碍时要有耐心，不然容易产生误会和冲突。
生活条件差早已是共识了，不要有太高期望，做好吃苦的准备。外协的宿舍通常拥挤简陋，卫生状况较差。大多数外协公司没有自己的食堂，只能依托简陋的棚户做饭，众口难调是常态。想改善下生活也只能区超市找找慰藉。
最后要特别强调，出国前尽量签订合同，并保存复印件。合同中应明确：工作内容、薪资结构、工作时间、加班标准、食宿安排、保险保障、遣返条件等事项，尽量避免只通过口头或微信承诺。拒绝任何形式的高额中介费或“保证金”，优选具有正规资质的对外劳务公司，留意中介是否违规代签合同或隐瞒真实雇主信息。
同时也要先多了解园区和雇主情况，印尼青山工业园由青山控股主导建设，聚集多家中资与合资企业，如格林美、青美邦、德信等大大小小几百家公司。各企业性质不同，管理风格不同，应尽量打听该企业过往劳工待遇和声誉。
为保障自身权益，平时注意保留证据，保存合同、工资单、考勤表、微信聊天记录等，
经常拍摄工作和生活环境，记录受伤或纠纷经过，一旦发生争议，可作为维权证据。
若遇到受伤，应立刻报告并索取书面事故记录，如被强迫加班、罚款或事故隐瞒，应尽快向向外界求助，非政府组织、当地工会以及媒体或自媒体都可能促进你保障自身权益。
作者：Armstrong
那些挣扎在印尼镍矿产业中的中国工人，他们是全球化浪潮中的孤勇者，以自己的血汗乃至生命，为中国的海外投资和全球供应链贡献着力量。他们的权益不应被牺牲，他们的困境不应被忽视。填补工会缺失的空白，建立有效的劳资沟通和维权机制势在必行。
工会缺失下的孤勇者：挣扎在印尼镍矿产业中的中国工人
印度尼西亚的一片与世隔绝的热带雨林深处，镍矿产业如火如荼地发展着。作为全球最大的镍生产国，印尼的镍矿开采和加工已成为电动汽车电池供应链的核心环节，而中国企业则主导了这一领域的投资与生产。这里就是人迹罕至的苏拉维西岛和马鲁古岛，因形似字母K，俗称大K岛小K岛。在这里，中国资本控制了印尼镍精炼产能的75%以上，许多工业园区如Morowali Industrial Park（IMIP）和Wedabay Industrial Park（IWIP）几乎成为中国企业的“飞地”。
然而，在这片繁荣背后，中国工人却面临着严峻的劳工权益挑战：他们飘洋过海、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工会缺失让他们成为“孤勇者”，在热带地区高温高湿度的恶劣环境中高强度劳动、工资被拖欠着在充满安全隐患的矿企中挣扎求生。印尼的镍矿产业快速发展得益于中国企业的巨额投资，但劳工权益保障体系却未能跟上步伐。中国工人主要通过劳务派遣公司进入这些园区，他们由中国企业或中介机构直接封闭式管理，
园区企业ESG（环境、社会、治理）管理体系中的劳工模块多为形式主义。表面上，这些园区宣称遵守国际劳工标准，但实际操作中，劳工关系部门更像是公关工具，而非权益保障机制。据我们的长期调查显示，中国工人在印尼镍矿园区普遍面临限制自由、超长加班无休息日、工作环境恶劣、拖欠工资和缺乏社会保障等问题，但他们没有申诉渠道，更没有工会代表通过集体谈判解决问题。
这种制度性缺失源于中资企业的“出口模式”：将中国国内的劳工管理惯例移植到海外，忽略了本地法律和国际规范的差异。企业侵害工人权益几乎无成本，从拖欠工资到暴力冲突时，工会缺失直接放大了中国工人的脆弱性。近年来，多起罢工和冲突事件凸显了这一现象。2025年4月和9月，在PT Mitra Murni Perkasa（MMP）镍冶炼项目中，逾百名中国建筑工人因中国十九冶拖欠工资而连续罢工。这些工人此前已多次被拖欠工资，却投诉无门，企业违法成本低，致使此类事件反复出现。
除了限制自由和长期拖欠工资外，工人还面临众多职业安全健康问题。
2023年2月，三名镍工业园区的中国工人向印尼国家人权委员会投诉工作条件恶劣，包括超长工时和安全隐患，以及因持续接触烟雾和粉尘导致健康状况恶化，但结果是因人微言轻，转至企业内部调查之后就没下文了。 但事实证明，这三名工人的投诉的问题真实存在，2023年12月24日，IMIP园区的熔炉坍塌起火事故，导致13名中国和印尼工人丧生，46人受伤的惨剧。
在如此多的血泪教训下，我们深入观察印尼镍工业园区的工人现状，分析其成因及解决办法。
一、工会缺失下的困境：孤立无援的中国工人
在印尼的镍矿园区里，劳动权益问题并非新鲜事。印尼本地工人，尽管面临诸多挑战，至少还有印尼工会可以提供有限的帮助，甚至组织罢工进行抗争。然而，对于远道而来的中国工人而言，情况则更为严峻：
- 无法加入本地工会： 由于完全受制于中方领导管理，中国工人无法加入印尼的本地工会。这意味着他们失去了集体谈判和集体维权的合法渠道，在面对企业时处于完全个体化的弱势地位。与此同时，企业有意分化中国和印尼工人，促使两群人敌对而便于管理。如2023年GNI园区印尼工人罢工时，中国工人被用于“反罢工”，引发印尼本地工人不满和骚乱。
- 中国工会缺位： 跨国经营的中国企业，往往未能将其在国内的工会制度有效延伸至海外项目。即便有工会组织，依照中国国内工会模式，其职能和影响力也会大打折扣，无法为在印尼的中国工人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 企业ESG管理形同虚设： 许多中资企业在其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报告中宣称建立了健全的劳工关系管理体系。然而，园区的劳工关系部门往往直接受企业管理层控制，其首要职责是维护企业利益，而非真正独立地代表工人发声、解决争议。这种“内部管理”的模式，使得工人对这些部门缺乏信任，也无法指望它们在劳资冲突中秉公处理。
- 维权渠道的缺失与失效： 在工会缺位、企业内部申诉机制不可靠的情况下，中国工人几乎没有有效的维权渠道。语言障碍、签证和人身自由限制、对当地法律不熟悉以及回国成本高昂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困境。即便向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求助，其职能也主要集中在协调，通常是将投诉直接返回相关企业，让企业自行解决，而非直接介入具体的劳动争议。
二、权益侵害的现状与危害
在工会缺失的背景下，中国工人的权益被侵害事件屡见不鲜，其现状令人担忧，危害更是深远：
1. 中介欺诈与合同陷阱： 大量中国工人通过中介赴印尼务工，被高薪承诺吸引，却往往遭遇“中介乱象”和“合同欺诈”。高额的“出国费用”让他们背负沉重债务，而空白合同、与承诺不符的实际条款，则让他们在踏上异国他乡第一步就陷入被动。
2. 护照扣押与人身自由限制： 许多中资企业或中介代为保管工人护照，工人如同被“软禁”在园区内，行动受限。大部分镍产业园区实行严格的闭环管理，禁止中国工人外出，限制社交媒体发声。这种行为不仅侵犯了基本人权，更是赤裸裸的强迫劳动行为。
3. 薪资纠纷与维权困境： 欠薪、罚款、变相克扣工资、不按合同支付加班费等问题频繁发生。当工人试图维权时，因缺乏工会支持，个体力量薄弱，往往面临“讨薪难、维权难”的窘境。语言障碍和身处异乡的劣势，使得他们很容易被企业以“签证问题”、“违约费”等理由压制。
4. 恶劣工作环境与安全隐患： 镍矿冶炼是高风险行业，高温、有毒化学品、高强度夜班等对工人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在缺乏独立工会监督的情况下，企业可能为追求效率而忽视安全投入，导致工伤事故频发，而受伤工人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和赔偿。
5. 心理压力与社会孤立： 长期处于高压、不公、封闭的工作环境，人身自由受限，远离家人，且缺乏倾诉和支持渠道，导致中国工人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出现抑郁、焦虑等问题。这种社会孤立感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反抗能力。
这些权益侵害事件不仅直接损害了个体工人的利益，更对中资企业的国际声誉造成了严重打击。国际组织和媒体的持续关注，使得中资企业在印尼的劳工问题成为“中国模式”出海的一个负面标签，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软实力建设也构成挑战。
三、破局之道：重建信任与保障权益的建议
要根本解决印尼镍矿产业中中国工人的劳工问题，需要社会组织、企业、政府和工人自身的共同努力，核心在于填补“工会缺失”这一空白，重建劳资关系的信任基础。
1. 建立有效的工人代表机制：
* 推动企业内部民主： 中资企业应主动探索建立符合当地法律和国际劳工标准的企业内部工人代表机制，如工人委员会或劳资协商会议。确保工人代表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并拥有与管理层进行有效对话和谈判的权力。
* 引入第三方独立监督： 鼓励第三方劳工权利组织或独立的社会责任审计机构介入，对企业的劳工实践进行定期审计和评估，并确保审计结果的透明公开。
2. 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与合规管理：
* 严格遵守劳工法规： 中资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印尼当地的劳动法律法规，并遵循国际劳工标准，确保工资透明、工时合理、安全保障到位。
* 规范用工流程： 杜绝中介欺诈，确保工人签订合法、透明的劳动合同，严禁扣押护照，保障工人的人身自由和通信权利。
* 建立透明申诉机制： 设立独立于生产经营部门的工人申诉渠道，并保证申诉流程的公正、及时和有效，对举报人进行保护。
3. 中国政府的积极引导与保护：
* 推动海外工会组织建设： 中国政府应研究在海外中资企业相对集中的地区，探索建立符合当地法律框架、能有效代表中国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或工人服务中心。
* 加强领事保护职能： 驻外使领馆应进一步加强对海外中国劳工权益的保护，提供法律咨询、维权指导，并在重大劳资纠纷中积极协调干预。
* 制定海外投资劳工行为准则： 中国政府可出台针对海外中资企业的劳工行为准则，明确企业在海外投资中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劳工权益保障义务，并纳入企业海外投资的评估体系。
4. 提升工人自我保护能力：
* 法律知识普及： 通过使领馆、商会、公益机构等渠道，向赴印尼务工的中国工人普及当地劳动法律法规，增强其自我保护意识和维权能力。
* 互助网络建设： 鼓励和支持中国工人在合规框架下建立自发的互助网络或微信群组，分享信息、互相支持，为集体维权提供基础。
那些挣扎在印尼镍矿产业中的中国工人，他们是全球化浪潮中的孤勇者，以自己的血汗乃至生命，为中国的海外投资和全球供应链贡献着力量。他们的权益不应被牺牲，他们的困境不应被忽视。填补工会缺失的空白，建立有效的劳资沟通和维权机制，不仅是对个体尊严的维护，更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赢得尊重的必由之路。只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中国企业才能在全球市场中行稳致远，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者：Armstrong
这场2025年的青年风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全球发展不平衡和治理缺陷带来的深层矛盾。它以沉重的代价警示我们，忽视年轻一代的生存困境和公平诉求，最终将动摇社会的根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政府做好二次分配，保障年轻工人群体的权益，不仅是对他们的责任，更是构建一个更加公正、稳定和可持续的未来社会的必然选择。
2025年青年风暴：全球新一代工人群体的呐喊与变革
2025年，全球多地爆发了一系列以年轻人（主要是Gen Z和学生）为主导的示威活动，犹如一场席卷发展中国家的"青年风暴”。从尼泊尔的焚烧议会到印度尼西亚的“Dark Indonesia”运动，这些事件无不折射出经济不平等、腐败、政治压迫、失业和民生问题对青年群体的深刻影响。这些抗议不仅引发了政府回应、暴力冲突，甚至导致了政权更迭，成为观察全球社会变革的重要窗口。
尼泊尔：9月起大规模Gen Z主导的反腐败示威，触发于政府9月4日禁令26个社交媒体平台（如Facebook、Instagram、X、TikTok），被视为压制批评声音。青年愤怒的走上街头抗议腐败、精英特权和失业问题（青年失业率20.8%），导致议会焚烧、30人死亡、400多人受伤。最终推翻总理K.P. Sharma Oli，成立临时政府至2026年选举。被视为南亚青年起义典范。
孟加拉国：延续2024年学生起义，2025年青年主导的反腐败和经济改革示威持续，针对政府财政政策和精英特权。
斯里兰卡：青年参与南亚区域性反腐败示威，与尼泊尔和孟加拉联动，焦点在经济机会和结束精英统治。
印度：Gen Z在拉达克的示威暴力冲突，主要针对政府腐败和青年就业问题。
缅甸：青年在持续内战中组织公民不服从运动（CDM），通过地下教育和社交媒体反抗军政府腐败。
印度尼西亚：从2月起全国性学生和青年反政府示威，反对经济衰退、腐败和税收上调。8月升级为“Dark Indonesia”运动，反对议会薪资不公（部长薪资远高于最低工资）和预算削减，导致三个省的议会大楼被焚烧、3-6人死亡。总统Prabowo调整内阁、取消特权并承诺改革。被视为自1998年以来最大规模。
菲律宾，9月21日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参与人数约达十万。据媒体报道，冲突导致95名警察受伤，200多名抗议者被拘留。
肯尼亚：6月25日Gen Z主导的反财政法案示威，延续2024年运动，焦点在税收和警察暴力。部分青年呼吁和平和问责。
尼日利亚、加纳、莫桑比克：Gen Z和千禧一代抗议经济压力、腐败和失业。
导火索：经济困境与制度腐败的交织
这些示威抗争活动都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青年群体是核心驱动力，是对收入不平等和腐败的深切不满。对于普通年轻人而言，收入主要来源于企业利润带来的工资和政府掌控资源的二次分配。当就业机会匮乏、工资水平停滞不前，而社会精英却通过腐败和特权积累巨额财富时，这种巨大的反差必然会点燃年轻一代的怒火。
1. 青年失业与就业不足的阴影：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未能创造足够的优质就业岗位来吸纳庞大的年轻劳动力。尼泊尔20.8%的青年失业率，以及其他国家普遍存在的隐性失业和就业不足问题，使得年轻一代在毕业后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他们发现，即使接受了高等教育，也难以找到一份足以支撑体面生活的稳定工作，只有出国打工这一条路，这严重挫伤了他们的职业抱负和社会上升通道。
2. 猖獗的腐败与精英特权： 示威活动中，“反腐败”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口号。从尼泊尔政府禁止社交媒体以压制批评，到印度尼西亚议员薪资与最低工资的巨大差距，这些现象都揭示了制度性腐败对社会公平的侵蚀。年轻人眼见资源被少数精英阶层攫取，而他们的未来却被牺牲，这种不公感是他们走上街头的最直接动力。印尼是矿产等自然资源极度丰富的国家，近年来中国等国家携带大量资金来印尼建厂开发矿产，生产各环节的巨额利润并未能惠及青年群体，通胀却让他们的生活越来越艰难。矿产相关的利益方政府和精英群体也未能在二次分配中增加青年工人群体的社会保障。比如印尼的红土镍矿，在到岸价为30美元/吨的情况下，矿主扣除6美元，政府税收约2美元。但巨大的收益带来的只有腐败，这一生产过程严重破坏了自然资源，也扭曲了市场机制，使得真正付出巨大牺牲的生产工人群体甚至企业都难以获得应有的回报。
3. 政治压迫与表达受限： 当青年群体试图通过合法渠道表达不满时，一些政府却选择压制言论和集会自由。尼泊尔政府对社交媒体的禁令，成为了引爆抗议的直接导火索。在缅甸，青年通过地下教育和社交媒体反抗军政府，更是凸显了在极端政治压迫下，青年群体为争取基本权利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涟漪效应：从局部抗议到区域变革
这些青年主导的示威活动，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1. 政权更迭与政治重构： 尼泊尔总理K.P. Sharma Oli的下台，以及印度尼西亚总统Prabowo调整内阁并承诺改革，并在9月初撤换了财政部长Sri Mulyani Indrawati。都表明了青年抗议对既有政治格局的冲击力。
2. 区域联动与意识觉醒： 斯里兰卡青年与尼泊尔、孟加拉国等地的联动，以及印度示威浪潮的背景，显示了这些抗议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在区域内形成了一种共振。这不仅提升了青年群体的政治意识，也促进了跨国界的团结与信息交流。
3. 社会观念的转变： 这些示威活动挑战了传统的社会等级观念和权力结构，促使社会各界重新审视青年群体的诉求。它提醒人们，忽视年轻一代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参与愿望，可能会导致社会动荡。
4. 对未来治理模式的启示： 面对“青年风暴”，各国政府不得不重新思考其治理模式，尤其是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反腐败的决心以及与青年群体沟通的方式上。
核心关切：年轻工人群体权益保障的重要性
这场全球青年风暴最深刻的启示在于，必须高度重视年轻工人群体的权益保障。他们不仅是社会未来的建设者，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
1. 经济保障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公平合理的工资体系和可持续的职业发展路径，是保障年轻工人群体基本经济权益的关键。政府和企业应共同努力，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发展新兴产业，鼓励创新创业，为年轻人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工作岗位。此外，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如失业救济、医疗保险等，也能为年轻人提供必要的安全网。
2. 反腐败是提升公平感的必由之路： 彻底打击腐败，清除特权阶层对公共资源的侵占，是重建社会信任和公平感的首要任务。这意味着需要建立透明的政治和经济运行机制，强化监督问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确保所有公民都能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中竞争和发展。
3. 政治参与和表达是激发活力的源泉： 赋予年轻人充分的政治参与权和自由表达权，是吸纳他们建设性意见，避免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途径。政府应搭建开放的沟通平台，倾听青年声音，将他们的诉求纳入政策考量。尊重青年群体的集会和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社会活力的重要体现。
这场2025年的青年风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全球发展不平衡和治理缺陷带来的深层矛盾。它以沉重的代价警示我们，忽视年轻一代的生存困境和公平诉求，最终将动摇社会的根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政府做好二次分配，保障年轻工人群体的权益，不仅是对他们的责任，更是构建一个更加公正、稳定和可持续的未来社会的必然选择。
作者：Armstrong
5.中资企业在印尼镍矿产业中的用工结构与问题根源：全球供应链下的劳工危机
印尼，这个坐拥全球最大镍储量的国家，正成为全球电动汽车电池供应链的关键一环。中国企业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技术实力，在印尼镍矿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实现了惊人的扩张速度。然而，在这光鲜的增长数字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日益加剧的劳工危机——从工伤事故频发、拖欠工资，到扣押护照、强迫劳动迹象，一系列劳工问题不仅严重侵害园区工人的劳动权益，更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批评。深入剖析中资企业在印尼镍产业中的用工结构与问题根源，是理解这场危机的关键。
一、问题根源：模糊的用工模式与层层剥削
中资企业在印尼镍产业中普遍采用“外包+派遣”的用工模式，这为劳工问题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1. 短期合同与外包派遣： 大多数工人，无论印尼本地人还是中国劳工，都以短期合同的形式受雇。通过外包和派遣公司，主体企业巧妙地规避了直接雇佣责任，使得工人劳动保障缺失，解雇成本低廉。这种模式使得企业社会责任链条模糊不清，一旦出现问题，工人难以找到明确的维权主体。
2. 中国劳工的角色定位： 尽管一线生产岗位主要由印尼本地工人承担，但关键技术、管理和高风险工种却大量依赖中国劳工。这种结构上的差异，为“同工不同酬”埋下了伏笔从而滋生对立，也为中国工人陷入中介陷阱和限制人身自由创造了条件。
3. 中介机构的乱象： 中国劳工赴印尼务工，多数通过中介机构。这些中介往往夸大薪资待遇，诱骗工人签订空白合同或与现实条件差异巨大的合同，以及无法兑现的口头承诺。这期间还可能因信息差而收取工人高额“出国中介费用”，包括所谓的培训费、押金、签证费等。工人一旦抵达印尼，便发现实际情况与承诺大相径庭，但因巨额投入和身处异乡的劣势地位，往往敢怒不敢言。
4. 控制手段的多样化： 为了维持生产稳定和成本控制，一些中资企业采取了包括扣押护照、拖欠工资、限制人身自由（如闭环管理，禁止外出、限制通信）等多种手段。这些行为不仅侵犯了工人基本权利，更具备明显的强迫劳动的现象。
二、本地印尼工人的困境：低薪、高压与社会矛盾
印尼本地工人在中资镍矿项目中面临着多重困境：
1. 极端剥削下的低工资与长工时： 印尼基础工人月薪仅约200-350美元，工资上涨幅度低于通胀率，远低于合理生活水平，却被强制长时间工作，甚至节假日无休。这种高强度、低回报的工作模式，是对劳动力价值的严重贬低。
2. 安全事故频发与职业健康风险： 镍冶炼和湿法提取（HPAL）本身就是高风险作业，涉及高温、有毒化学品和高强度夜班。然而，为了追求效率和成本，一些企业对安全生产的投入不足，导致工伤事故频发，甚至发生多起冶炼厂爆炸、塌陷、高温灼伤致死的惨剧，但部分死亡案例的处理却不透明，赔偿低，且存在克扣现象。
3. 工会权利被剥夺： 独立的工会是工人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保障。然而，许多中资园区严禁工人组建或加入独立工会，任何抗议或维权行为都可能导致解雇。印尼苏拉维西岛上几大工业园区，肯达里的VDNI和OSS，以及北莫罗瓦利的GNI，印尼工会已被打压至完全没有存在的空间。中国工人既没有属于中国人的工会，也被限制加入印尼本地工会。这种对劳工集体谈判权的压制，使得印尼工人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4. 社区冲突与民族主义情绪： 封闭式的园区管理、恶劣的生活条件、医疗资源匮乏以及部分项目造成的环境污染（如污染水源和土地），都加剧了企业与当地社区之间的矛盾。这些问题与中印工人之间的“同工不同酬”现象交织，进一步刺激了印尼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针对中资企业和中国工人的敌意不断上升。
三、中国工人的困境：中介陷阱与异乡维权难
中国劳工并非这场危机中的受益者，他们同样是受害者：
1. 中介欺诈的牺牲品： 许多中国工人被中介机构许诺的“高薪短期”所吸引，却在抵达印尼后发现实际合同条款与承诺大相径庭。高额的出国费用成为了他们的沉重负担，想离职需承担高额的机票和签证等费用，也让他们在遭遇不公时忍气吞声。
2. 人身自由的限制与护照扣押： 护照被企业或中介代为保管，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大部分园区都是“吃住在厂”闭环管理，使得工人如同被困在工厂的“劳改犯”。这不仅侵犯了个人自由，也让工人在需要维权时寸步难行。
3. 语言障碍与维权困境： 身处异国他乡，语言不通，签证和合同条款的复杂性，都使得中国工人在遭遇欠薪或无故辞退时，维权渠道极其狭窄。一些工人不得不选择逃离园区，向大使馆或社交媒体求助，这本身就反映了其维权环境的恶劣。
四、劳工冲突与国际关注
上述问题已导致多起严重的劳工冲突。从2022-2023年Morowali的印尼工人罢工被镇压，到2024年哈马黑拉华友钴业项目工人因工资延迟抗议，再到2024年印尼工会全国性抗议“劳工殖民主义”，这些事件表明矛盾正在持续升级。
国际社会对这些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中国劳工观察多次指出中资在印尼项目中存在强迫劳动现象；Verité报告更是明确指出印尼镍业存在多项“强迫劳动指标”。众多国际媒体的专题报道，也凸显了中资镍产业园区劳工问题的严重性。
五、未来展望与挑战
虽然个别大型中企已开始使用ESG永续发展指标考核，并与印尼本地工会合作以改善形象；印尼政府也提出了“本地化就业比例”和“劳工权利法案”的修订草案，这些都是积极的信号。然而，劳工关系在企业ESG中分量太弱，在公司年报中几乎一笔带过。可见劳工群体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
外包体制的顽固性： 这种责任分散的用工模式根深蒂固，难以短期内彻底改变。
工人弱势地位难以改善： 只要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工人的议价能力就难以提升。
象征性问责的局限性： 只有在发生重大伤亡事故后才有象征性问责，往往都是学习文件和形式主义的安全检查，缺乏常态化的监督和惩戒机制，难以形成有效震慑。违法违规成本低，让企业无所顾忌。
印尼镍产业中的劳工问题，不仅仅是企业管理层面的有意疏忽，更是中国资本全球化过程中，对当地社会、文化、法律环境适应不良，以及对自身社会责任认识不足的体现。提醒所有“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竞争中，效益固然重要，但遵守国际劳工标准、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尊重当地文化和法律，践行“规则、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真正保护中资企业里中国和印尼工人的基本能劳工权益，才是企业实现长远发展的基石。
作者：Armstrong
中国企业在非洲参与了大量基建和投资项目，涵盖铁路、公路、水电、住房与矿业。
例如，肯尼亚的蒙内铁路由中国路桥建设，2017年通车，是东非重要的交通线。
埃塞俄比亚到吉布提的电气化铁路由中铁、中土承建，2018年开始商业运营，2024年正式移交当地负责运营。
尼日利亚的宗格鲁水电站（700兆瓦）在2023年投运，乌干达的卡鲁玛水电站（600兆瓦）在2024年正式投产，都由中国电建系统企业承建。
安哥拉的基兰巴新城由中信建设开发，是非洲大型住宅项目的代表。
这些项目让中国企业成为非洲经济的重要参与者。但同时，它们大多位于偏远地区，安全保障不足，加上与当地社会关系复杂，带来了多重风险。
在非洲工作的主要风险
第一，安全形势恶劣。萨赫勒地带（如马里、尼日）、中非和刚果（金）多年动荡，武装团体活跃，政府难以全面控制。外籍工人容易被盯上。
第二，绑架勒赎产业化。尼日利亚的绑架已形成黑色经济链，仅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就有4,700多人被绑，支付赎金约25.6亿奈拉(约合1510万人民币)。南非官方数据显示，近十年绑架案件增长264%，城市帮派瞄准富裕人群和外来商人。
第三，项目地点偏远。矿山、水电站和长线交通项目往往远离城市，军警反应慢，营救困难。
第四，医疗条件不足。很多国家的医疗体系薄弱，公立医院缺药、设备落后，急救能力有限。若遇到严重事故或突发疾病，常常需要转送南非、欧洲甚至回国治疗。
第五，传染病高发。疟疾在撒哈拉以南地区普遍存在，需要长期服用预防药物。部分地区还可能暴发埃博拉、马尔堡等烈性病毒，霍乱、伤寒等肠道病也常见。艾滋病感染率在南部非洲极高，医疗操作中存在风险。
第六，环境与自然风险。交通事故频发，道路条件差、超载和超速现象严重。炎热潮湿的气候容易引发中暑，沙漠与高原地区昼夜温差大，可能导致呼吸系统问题。野生动物和蛇虫叮咬也常常威胁工地生活。
第七，社会文化和法律风险。一些国家政治局势不稳，政变、选举骚乱可能引发宵禁或撤离。腐败与执法不公现象普遍，劳资纠纷和社区矛盾也可能波及外籍员工。
第八，心理与生活压力。长期驻外，远离家人，生活单调，加上饮食不均衡，容易出现焦虑、抑郁或营养问题。
在众多风险因子中，有鉴于近年中国人在非洲遭绑架事件频发，本文聚焦于治安风险。下面列出近年几起中国人在非洲遭遇绑架或遇害的案例。
近年案例
中非共和国
2023年3月，中非共和國南部的城鎮乌阿卡省班巴里附近一处金矿遭袭，9名中国工人遇害、2人受伤。他们在一家中资企业承包的矿场工作。政府指责反政府武装CPC作案，但也有声音怀疑与俄系瓦格纳有关。至今作案方仍有争议。
2023年11月，NanaMambéré地区又有4名中国矿工被绑，后续情况未明。
2024年，中非又发生矿区武装袭击导致中国人遇难，政府还暂停了一家涉华矿企的运营，这反映出中国人在当地矿区面临高暴露风险。
马里
2021年7月，3名中国工程师和2名茅利塔尼亚员工在马里南部一处公路工地被武装分子绑走。他们属于中国海外工程公司和茅国的ATTM公司。后来马里军方将他们解救。此案显示圣战组织和地方武装利用绑架来筹资。
刚果（金）
2021年11月，南基伍省Mukera村一处金矿遭袭，5名中国工人被绑，1名警员遇害。后来有报道确认这5名中国人已在2022年6月获释。
2023年，该省一支中国矿企运金车队遭袭，2名中国人遇害，黄金被劫走。动机是典型的掠夺和敲诈。
尼日利亚
2022年6月，尼日州Shiroro矿区遭伏击，大量军警和安保遇难，至少4名中国工人被绑。这是近年最严重的矿区袭击之一。
2025年，中国公民在尼日利亚又接连遭绑：
4月，阿布贾一名中国公民被绑，后被警方与空军救出。
9月，埃多州Okpella一支护送车队遭袭，8名尼日利亚安保人员遇难，一名中国工人被绑。有报道称随后被救出，但细节还需等待官方确认。
南非
2024年11月，夸祖鲁纳塔尔省一名女华商被绑一个月，家属支付约30万兰特后仍未获释，最终由警方救出，7名嫌犯被捕。
2024年底至2025年，南非东开普和豪登省又发生多起华人商人遭绑事件。例如2025年4月，Gqeberha一名38岁华商清晨去批发市场途中被绑，绑匪提出赎金要求。
这些案件说明在南非，即便没有战争环境，城市帮派也会将华人作为目标。
为什么中国人成为目标
第一，经济原因。绑匪认为中国人和中资企业能支付赎金。
第二，工作性质。中国人集中在矿业和基建领域，这些地方偏远、安保不足，更容易出事。
第三，政治因素。在部分国家，中国与政府合作开发资源，武装组织会把中国人视为“敌对阵营的盟友”。
第四，社会矛盾。一些企业和社区关系紧张，容易被指责和报复。
因此，中国人在非洲确实比一般外籍人员更容易成为绑匪的目标。
给赴非工作者的提醒
如果打算到非洲工作，须要认识以下几点：
- 非洲各国风险类型不同：在萨赫勒、中非、刚果（金），危险来自武装冲突和恐怖活动；在南非，更多的是治安恶化和城市绑架。
- 出行前要确认雇主是否有安保措施，包括撤离计划和医疗预案。
- 日常保持低调，不要暴露行踪和财务。
- 购买包含绑架和赎金条款的保险，并保持与使馆联系。
在非洲如果遭遇到治安事件（比如抢劫、绑架、骚乱），最关键的是保持冷静并采取正确步骤。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来应对：现场自救、当地联络和官方援助。
1.现场自救和应对
- 保持冷静：不要反抗或激怒对方，尤其是持械歹徒或武装人员。
- 保存生命第一：财物能放弃就放弃，避免与对方争执。
- 尽量记住细节：对方人数、衣着、车辆、语言等，这些信息可能帮助后续调查。
- 优先脱险：如果能安全逃离，应立即寻找安全地点（酒店、驻地、警局、使馆）。
2.当地可联系的渠道
- 报警：立刻联系当地警方（有的国家治安力量有限，但这是必经途径）。
- 雇主安保部门：中资企业通常会有安保经理或与保安公司合作，应第一时间通知他们。
- 华人社团或商会：许多国家有当地华人协会，可以提供快速的信息和人脉帮助。
3.官方援助渠道
- 中国驻当地使领馆：
每个非洲国家的首都基本都有中国大使馆，一些大国或关键城市设有总领馆，使馆领事保护电话通常24小时值守，可以立即求助。
他们能联系当地警方、政府，并协助你获得紧急庇护或医疗帮助。
- 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12308热线）：
在境外可拨打：+861012308或+861059913991。
这个电话全年24小时接通，能直接转接到相关驻外使领馆。
- 公司国内总部：很多央企、大型民企都有海外安保应急机制，国内总部往往与使馆保持直接沟通。
4.事后处理
- 报案存档：即使案件未能立即破案，也要留下记录，便于后续保险索赔和领事保护。
- 通知家属：通过使馆或公司协助，避免家属在没有信息的情况下恐慌。
- 保险理赔：如果有购买海外人身险或绑架赎金保险，需提供警方和使馆的证明。
作者: Chia
2025年6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BosnaiHercegovina，简称“波黑”）南部的斯托拉茨（Stolac）市，一个太阳能发电厂工地发生意外，一名正在工作的中国工人被一块脱落的太阳能电池板砸中，送医后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几个月后的10月，波黑外国人事务局检查同一项目时，发现141名中国工人中有71人没有工作许可和临时居留，属于非法就业。官方随后扣留部分护照并启动遣返程序。
两起事件让当地媒体再次聚焦“波黑中国劳工”。其实，这并不是孤立案例，而是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人在波黑非法工作的缩影。
波黑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波黑位于巴尔干半岛西部，北、西、南三面与克罗地亚接壤，东邻塞尔维亚，东南接黑山，首都是萨拉热窝（Sarajevo）。上世纪90年代爆发战争，如今国家整体稳定，但政治体制复杂，由波黑联邦（FederacijaBiH）、塞族共和国（RepublikaSrpska）和布尔奇科特区（Brčko）三部分组成。不同实体政府在劳动、移民等事务上各自拥有权限。
经济方面，波黑是中低收入国家，人均GDP约7,000美元。主要产业包括建筑、能源、采矿、制造与旅游。失业率仍高，但基础设施和新能源项目带来新的外资机会。
波黑使用的货币是“可兑换马克”（BosniaandHerzegovinaConvertibleMark，简称KM），与欧元固定汇率1欧元=1.95583KM，1KM约合人民币4.27元。
为什么有越来越多中国工人来到波黑？
最直接的原因是免签政策。
自2018年起，中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在任何180天内免签停留波黑累计最多90天。听起来方便，但这项免签只适用于旅游、探亲或短期商务访问，不包含工作权。
要在波黑合法工作，必须在出发前由雇主申请好工作许可，再凭此申请临时居留许可。没有这两份文件就上岗，属于违法就业。
现实中，不少劳务中介为了快速招人，会用“先免签到达再补手续”的话术。部分雇主为了赶工期，也会让工人先干活、再补文件。这些人一旦被查处，就会面临罚款、遣返或列入黑名单。
中国人在波黑主要从事哪些工作？
中国工人在波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
1.能源建设
波黑能源资源丰富，水电、风电、太阳能潜力大。
斯托拉茨的Komanje Brdo太阳能电站，总投资约1亿欧元，是波黑南部最大光伏项目之一。
利夫诺（Livno）与托米斯拉夫格勒（Tomislavgrad）之间的伊沃维克（Ivovik）风电场，由中国电建与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合作建设，总装机容量84兆瓦。
2.交通基础设施
中国建筑公司参与修建泛欧走廊Vc高速公路（Počitelj–Zvirovići标段）并已通车；山东高速集团的欧洲子公司负责班亚卢卡（Banja Luka）—普里耶多尔（Prijedor）高速项目。
3.矿山与采石业
在利夫诺地区，有中国背景企业投资的采石场项目，当地媒体曾报道存在非法开采和外籍劳工无证工作的现象。
这些项目用工量大、周期紧、外包层级多，最容易出现证件不齐、劳动合同不规范的问题。
在波黑的工资与生活
波黑生活成本相对较低，但工资水平也不高。
波黑联邦（Federacija BiH）2025年最低净工资为1,000KM（约合人民币4,270元）。
塞族共和国（Republika Srpska）最低净工资为900KM（约合人民币3,840元）。
全国平均净工资约1,570KM（约合人民币6,700元）。
建筑、能源工地的本地工人月薪通常在900至1,200KM（约合人民币3,800–5,100元）之间，技术工或带班可达1,500KM左右（约合人民币6,400元）。
中国工人大多包吃住，薪资略高，但若无合法身份，常遭遇工资被拖欠、社保缺失、劳动安全差等问题。2025年6月那起工人坠亡事故，就是这种风险的体现。
中国在波黑有哪些项目和企业？
虽然波黑的中资规模不及塞尔维亚庞大，但仍有数个具有代表性的项目：
- 泛欧走廊Vc高速公路项目：由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建设部分路段，2024年已通车。
- 班亚卢卡—普里耶多尔高速项目：由山东高速集团子公司特许经营，正在施工。
- 伊沃维克风电场：中资与波黑企业合资，波黑最大风电项目。
- 太阳能项目群：南部地区多处光伏工程都有中国承包或分包公司参与。
这些项目带来投资与就业，但也让“工人证件”、“安全监管”、“劳工权益”等议题成为波黑社会讨论的焦点。
如何在波黑合法工作？
想在波黑合法就业，需要遵守两大基本条件：
1.获得工作许可（WorkPermit）
雇主必须先向所属实体（波黑联邦或塞族共和国）的劳动就业局申请工作许可。申请需说明岗位、期限及资格，并受年度外籍劳工配额限制。
2.取得临时居留许可（TemporaryResidencePermit）
在拿到工作许可后，申请人才能办理居留。需要提交劳动合同、住宿证明、健康保险、无犯罪记录、照片等文件。居留批准前不得上岗。
入境后若住在私人住所，还要在48小时内登记住址；住酒店则由酒店代为登记。违规工作或未登记住址都会被罚款。
合法持证工人可缴社保、享医疗与工伤保障；非法就业者一旦被查，不仅工资可能拿不到，还会被遣返甚至禁止再入境。
除了工作，还有哪些方式可以取得波黑居留？
波黑法律规定，外国人可通过多种正当理由申请临时居留，包括：
- 与波黑公民结婚或家庭团聚
- 在波黑就读
- 担任公司法人或高级管理人员
- 参与宗教、科研、文化项目
- 依据国际协定或志愿服务项目
- 拥有波黑房产
其中，购买房产可以作为申请临时居留的理由之一，但并不会自动获得永久居留或工作权。若要申请永久居留，需在波黑连续合法居留至少5年，并通过语言与背景审查。
免签不是工作签证
很多中国工人误以为“波黑免签就能工作”，或是轻信公司“来了就帮你办工作签”的说词，背着行囊就来到波黑准备开始工作，其实这是完全非法的。
本月那场大规模检查的71名无证工人，就是因为他们以免签身份入境，却在工地工作，最终被认定非法就业。
在出国前，务必要让雇主先帮你办好工作许可与临时居留批准，拿到正式文件后再上岗。否则即使工资高、工期短，也可能血本无归。
波黑的太阳能板下、风电塔下，每一份看似普通的工作，都隐藏着法律与安全的界线。合法与否，决定了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的命运。
作者: Chia
他在那家公司工作了整整三年。
三年里，他看过太多同事离开，也看过太多新人进来，像潮水一样起落，永远不会停。那是一家中国上市公司位于印尼的项目，外表堂皇，里头却是一部永不停转的血汗机器。
这家公司采用十二小时两班倒制度。白班与夜班交错，一天分成两段，每班十二小时。员工做六休一，休息日却常常被临时通知“有单赶”、“要支援”，于是那唯一的一天，也常常泡汤。
公司为此早就准备好一份“自愿义务加班协议”，让员工签字“自愿”放弃休息；另一份是“自愿放弃年假协议”，说是为了“提高效率”，实际上是让劳工连原本应得的假期都被掠夺。
他也签了。没有人敢不签。
不签，就代表不服从；不服从，就代表不稳定；不稳定，就意味着下一轮“人力优化”名单上可能会有你的名字。
年终奖金，公司从未有过明确规则。有人拿过三百万印尼盾，有人什么也没有。主管的说法永远是“根据表现发放”，可什么叫表现好，从来没人知道。
公司说发多少就是多少，不服气也没地方讲理。三年来，他没有拿过一分年终奖。
他想过离职。可每到年底，离职潮一来，公司立刻补进新人。他看着那些刚进厂的年轻脸孔，一个个带着憧憬与惶恐。没多久，疲倦与麻木又取代了一切。他就这样留下来，一年又一年。
公司有个奇怪的传统：年末一定大裁员。表面上说是“优化结构”，实际上是一场人力的萃取。
那些被挑出的员工，大多是生病请假太多、或是被主管标记为“效率不够”的人。公司像筛沙一样，把“杂质”滤掉，再在新的一年注入新的血液。
这种做法让他想到矿场。只有被碾磨过的石头，才能留下闪亮的矿粒。可在这里，被留下的人，却只是被磨平的劳动者。
他本以为自己能忍。直到那一天。
那天清晨，他下夜班准备回宿舍，天还没亮。公司门口的路上，一辆半挂车忽然转弯，刹车不及，直接撞了上来。他整个人被撞倒在地，左腿擦伤，头晕耳鸣。司机跳下车，满脸慌张地道歉。
“我没钱，我真的没钱，”司机说，“公司只给我买强制险，其他都没有。”
他躺在地上，看着那个满是灰尘的货车标志，忽然想起前阵子公司刚通知——为了节省成本，物流运输报价下调 33%。
这时他终于明白：那节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要有人来承担。
也许是司机，也许是他。
他第一次感到彻底的寒心。
出院后，他没再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开始准备简历。几个月后，他辞职，拿到离职证明，转身进入位于青山园区内一家工厂。
那家公司是他前东家的竞争对手，规模更大，制度也规范得多。面试时，主管看了他的履历，笑着说：“有经验的人才，我们最需要。”
他以为，这次总算能重新开始。
没想到，风波才刚开始。
入职手续进行到最后一步，新公司人资突然通知暂停，原因是一封来自他前东家的邮件。
信里说，他曾在该集团控股的子公司任职，该子公司与新东家同样位于青山园区。依照园区内的“内部规定”，任何从园区内公司离职的员工，半年内不得再入职园区内其他公司。信中强调，若新公司执意聘用，将面临赔款。
他愣了。那家子公司确实是前东家旗下的，但他早在去年就因为集团内部调动，离开那家子公司，距今已超过六个月。
他在前东家并没有签竞业条款，这显然是前东家为了阻挠他入职新公司，硬是想出的无理招数。
新公司觉得事情蹊跷，要求他提供证明。他翻出旧合约与调职文件，一一交给人资核实。
几天后，真相大白——他的确已离开子公司超过半年。新公司回信给前东家，驳回了他们的不实指控。
事情本该到此结束，然而前东家并不甘心。
没多久，另一封信从他曾任职的那家子公司发来。信中称，他已被列入园区内共享的黑名单，理由是“与同事发生争执，影响团队氛围”，因此任何园区公司不得录用。
这次新公司态度明显保守多了。人资私下对他说：“我们很想留你，但这样纷纷扰扰的，对公司也是负担。”
他感到无力。那场“争执”不过是一场口角，对方先动怒，他只是顶了两句。整件事没有任何正式处理，也没有书面通知，现在突然把他列入子公司黑名单，完全不合规，也没有道理，明确就是找麻烦。
他决定据理力争。
他写了一份详细的经历报告，列出时间、地点、对话内容，交给新公司，请他们向园区管理方核查。
新公司也配合调查，甚至要求前东家与子公司提供“黑名单依据”。结果那边支支吾吾，拿不出任何正式文件。
这场拉扯持续了一个月。最终，新公司给出了结果：“公司经过评估，决定暂缓录用，并协助你回国。”
他苦涩的笑了笑，没有再说话。
那天他离开印尼，回首那三年的日夜、那一份份自愿协议、那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还有那些无形的压力与羞辱。所有的一切，都像是一场漫长的试炼，测试一个人能被磨到什么程度。
他终于释怀，自己不是被公司淘汰的杂质，而是拒绝再被提炼的矿石。
这个故事也许只是万千劳工命运的缩影。那些看似“自愿”的协议、那些被制度掩盖的压迫，最终都让人学会沉默。
可有时，沉默不该是结束。至少，还有人愿意把故事说出来。
作者: Chia
9.从中国厨师成功维权看清爱尔兰工签黑幕：谁在赚取移工的血汗钱？
2025年，爱尔兰媒体报导了一起引起社会关注的案件。一名来自中国的厨师Xiaofeng Gao被聘到爱尔兰一家外卖店工作。抵达后，他被要求每周工作高达73小时，但薪资却低得惊人——一周仅约210欧元，平均时薪不到3欧元，远低于当时的法定最低工资13.5欧元。
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在出国前被要求支付约三万欧元的"招聘与工签代办费用"。这笔费用被雇主当作债务要求他日后以工资偿还。
由于语言不通和害怕失去工作，他不敢反抗。后来案件被提交至爱尔兰的工作关系委员会（WRC），并揭露出多项违法行为。
这不只是个案，而是爱尔兰部分外籍劳工面临的真实困境。
这起案件之所以重要，因为它触犯了爱尔兰劳动与移民法的多项规定。
- 向工人收取工签或招聘费用
根据爱尔兰《就业许可法》（Employment Permits Act 2024），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要求持有工作许可的员工支付或偿还任何与许可申请相关的费用。
换句话说，招聘费与申请工签的开支应由雇主承担，不能转嫁给工人。Xiaofeng Gao被要求支付的三万欧元属于明显违法。
- 超时工作
《工时法》（Organisation of Working Time Act 1997）规定，每位员工的平均每周工时不得超过48小时。Xiaofeng Gao的73小时工周严重违法，也显示他缺乏休息与安全保障。
- 违反最低工资法
自2025年1月起，爱尔兰的法定最低工资为每小时13.5欧元。而他实际所得每小时不足3欧元，是最低工资的五分之一。这种极端低薪已构成严重违法。
- 劳动剥削与债务绑定
工人被迫偿还债务、工资遭扣除、长时间工作、害怕雇主、语言受限等，都符合国际劳工组织对"强迫劳动"的定义。这类案件不仅是劳动纠纷，更接近人权侵害。
- 可能的护照扣留与行动受限
在许多类似案件中，雇主会扣留工人的护照或身份文件，限制其离职或自由行动。
爱尔兰《就业许可法》规定雇主不得扣押、保留、或要求持有雇员交出个人文件，包括护照、居留证或工作许可，本案中中国厨师的护照遭雇主扣留，是不争的违法行为。
爱尔兰工签制度与中介角色
要理解这类案件，就要先搞清楚爱尔兰的就业许可制度与中介合法性的界线。
- 谁负责申请工签？
在爱尔兰，外国人取得工作机会后，可以由雇主或员工本人透过官方线上系统提出就业许可申请。实务上通常由雇主或其律师、中介代办，但法律允许申请双方任一方提交。
这是制度上保护工人的设计，目的在于防止”付钱买工签”的滥用。
- 正规合法的中介是什么样？
合法的中介公司或律师只能接受雇主委托，代为处理招聘与申请流程。他们必须：
- 有正式的公司注册与税务编号；
- 明确说明服务内容与收费标准；
- 不得保证”百分之百能拿到工签”；
- 不得向求职者或工人收取任何与工签或招聘相关的费用。
如果中介只提供法律或翻译服务，而不是"贩卖工作机会"，且费用合理透明，那才是合法服务。
- 哪些中介行为是非法的？
- 以”保证取得工签”为名收取大笔费用；
- 向工人收钱办签证或承诺工作；
- 代雇主向工人收回申请成本；
- 扣押护照、要求签下债务协议；
- 工资中被扣回所谓的”手续费”或”招聘费”。
这些行为都违反《就业许可法》，严重者可构成诈骗或强迫劳动。
- 合法的收费方是谁？
工签中介的费用应该由雇主支付。雇主聘请律师或代办公司帮忙准备资料、递交申请，属于正常商业开支。
而工人一方不应付费给中介或雇主。只在少数情况下，例如工人自行聘请律师处理家庭签证、学生签证等与工作无关的事务时，才可能自费。
正规工签的申请流程
爱尔兰的工作许可分为多种类型，常见的包括"一般工作许可”(General Employment Permit）与"关键技能许可"（Critical Skills Permit）。无论是哪一种，都有清楚的步骤：
- 雇主提出聘用意向，确认该职位在爱尔兰当地没有足够人手。
- 雇主经过”劳动市场需求测试”，确保此职位确实需要外籍工人。
- 雇主准备并提交就业许可申请，附上合同、薪资与职务说明。
- 政府审批后，核发就业许可。
- 工人持就业许可申请签证（长期D类签证）入境。
- 入境后，工人需注册居留并遵守劳工法规。
整个过程由雇主主导，政府收取的许可申请费也应由雇主缴纳。任何要求工人支付"代办费"或"内部费用"的行为，都是违法的。
中国劳工在爱尔兰常从事的工作与薪资状况
根据各年统计与移民趋势，来自中国的劳工在爱尔兰主要集中于以下产业：
- 中餐馆与外卖店（厨师、厨房助理、外场服务员）
- 旅馆与清洁业（房务员、厨房工）
- 农业与园艺（季节性工人）
- 仓储与物流工作
这些工作多数属体力型或技术门槛较低的职位，但也有部分受聘为高技能厨师或专业料理人。
薪资范围视行业与经验而异，以餐饮与服务业工作为例，初级职位时薪通常在13.5至16欧元之间，有经验的厨师可达17至20欧元。
若被非法剥削，薪资可能远低于标准，如本文开篇的事件当事人，被以各种名目扣除薪水，每小时工资剩不到3欧元。
爱尔兰劳工的基本权益
爱尔兰法律对所有在境内受雇的人（包括外籍工人）提供同等保护，以下是最重要的几项：
- 最低工资
2025年起，20岁以上员工的最低工资为每小时13.5欧元。任何雇主若支付低于此金额的薪资，属违法。
- 最长工时与休息时间
员工的平均工时不得超过每周48小时。每天工作后须有至少11小时的连续休息，每周至少要有24小时的连续休息。
- 年假与公众假日
全职员工每年至少享有四周带薪年假，外加十个法定公众假日。若在公众假日上班，应享有额外补偿或休假。
- 工资扣除规范
雇主不得在未经书面同意的情况下扣除薪资，更不得扣回任何与签证、招聘或就业许可有关的费用。
- 反歧视与平等待遇
外籍员工在工资、工时、休假与安全条件上，享有与本地员工相同的法律保障。
- 求助与申诉机制
若遭遇剥削、工资被扣、被威胁或护照被扣留，可向爱尔兰工作关系委员会（WRC）投诉，或联络移工权益组织如“Migrant Rights Centre Ireland”。
给有意赴爱尔兰工作的人的建议
- 在出国前确认雇主是否真实存在，并要求书面工作邀约。
- 检查就业许可的申请是否由雇主提交，拒绝任何要求你”先付钱”的中介。
- 不要交任何名为”工签费”、”招聘费”、”保证金”的款项。
- 确保合同明确写出薪资、工时、休假与职务内容。
- 保留所有付款、合同与讯息纪录。
- 到爱尔兰后，核对工时与工资是否符合最低标准。
- 若遇到问题，及早求助律师或非政府组织，不要害怕报警或投诉。
Xiaofeng Gao的案件揭示了外籍工人在爱尔兰可能遭遇的现实风险：被迫支付非法费用、长时间工作、低薪甚至债务束缚。这些做法在法律上都是明确禁止的。
合法的就业许可制度设计本意是保障工人的安全与权益，让外籍劳工能在公平、透明的条件下工作。
要做到自我保护，最关键的就是了解自己的权利：雇主应付所有工签费，中介不得收钱保证工作，工资不得低于法定标准，工时不得超过限制。
只要掌握这些基本原则，并懂得识别违法中介的陷阱，就能避免成为下一个被剥削的受害者。
作者: Chia
近期，东南亚多地接连发生中资企业工人罢工事件。9月下旬至10月初的半个月里，越南、柬埔寨、泰国的四家中资背景企业的工人相继停工抗议，罢工规模从数百人到数千人不等，涉及纺织服装与农机等多个领域。
越南南部制衣：工人要求缩短工时、提高工资
9月23日至26日，越南同塔省中资南方制衣股份公司（Công ty Cổ phần May mặc Miền Nam）的约1300名工人连续四天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并提高工资。经过谈判，公司从9月27日起调整工时制度：周二、周六不再强制加班，周日休息。尽管工作时间有所改善，但工人月薪仍然极低，扣除保险后约为720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约2000元。
浙江利豪越南工厂：管理层失联引发集体讨薪
9月19日至20日，浙江利豪（Lehoo）集团胡志明市家具厂约500名员工连续两天停工。起因是管理层“集体失联”，长期拖欠工资、社保与工会费用。员工称欠款总额高达650余万元人民币。公司虽紧急补发部分工资，但社保和工会费问题仍未解决。目前工厂仍处于停产状态，当地政府正敦促企业负责人返回越南支付欠款。浙江利豪集团成立于1999年，总部位于浙江安吉，主要生产家具及配件，长期向欧美市场供货。
柬埔寨 TARAL 制衣厂：苛刻管理制度引爆5000人罢工
10月2日至3日，柬埔寨实居省贡比西县的中资企业 TARAL 制衣厂爆发大规模罢工，参与人数约5000人。原因是新管理层上任后推行多项惩罚性规定，包括迟到1分钟罚款10美元，而据工人透露，他们的月薪仅每月200余美元。罢工始于10月2日早晨，工人们拒绝进入厂区，聚集在厂门前示威。10月3日，公司宣布扣除前一日参与罢工工人的工资，这一决定彻底激怒工人，他们随即封锁了柬埔寨3号国道，持续抗议数小时。当天晚些时候，经当地劳工局调解，在公司承诺不再扣薪，并同意重新审议罚款制度及补贴和产量标准后，罢工结束。柬埔寨是东南亚重要的服装出口国，拥有超过 800 家制衣厂，雇佣工人逾 70 万人，其中相当比例的工厂有中资或台资背景。TARAL事件是近期该国最大规模的劳资纠纷之一。
泰国沃德农机：缅甸籍工人罢工
10月4日，江苏沃德农业机械公司泰国分厂的缅甸籍工人发起罢工。尽管罢工原因不明，但据该厂的中国籍工人透露，公司此前承诺“月薪上万元”，将他们从江苏丹阳总部调至泰国，但实际工资远低于承诺，还需自行支付机票与保险费用，已经引发中国籍工人的不满。沃德农机泰国分厂位于大城府乌泰县，主要生产农业机械设备。
“低人权”管理模式正遭遇挑战
近年来，中资企业对东南亚的投资迅速增长，主要集中在服装、家具、机械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然而，这些依靠中国“低人权红利”发展起来的跨国企业，在海外扩张时却延续了在国内的“低成本、低人权”管理模式，时常无视东道国的劳动法规和工人权益。
这种管理模式在中国能够顺利运行，是因为未经批准的工人行动往往被视为非法，工人的维权行动通常会遭到警方镇压，政府通常支持企业压制工人，使的中资企业在面对国内工人反抗时占据绝对优势。
但情况在东南亚大不相同。在越南、泰国、柬埔寨等国，法律明确保障工人的罢工权利，工人可以通过集体停工、谈判等方式有效争取权益。此外，当地政府和警察并不会像中国那样随意以暴力手段镇压罢工。这一环境变化，使得想再次通过“低成本、低人权”管理模式，在东南亚取得成功的中资跨国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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