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困在尼加拉瓜的：签合同，却也不能离开

作者：匿名

照片来自 Mooz L.   发表于 Unsplash

胡女士，1975年出生，来自河南灵宝。2019年，她随丈夫赴尼加拉瓜工作，最初只是临时协助矿石化验。她原本以为，这是一次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机会，但现实却将她推入了一段持续近两年、充满控制与压迫的劳务陷阱。

被“口头承诺”绑定的异国劳务

2021年初，胡女士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湖南籍男子吴某，对方自称正在尼加拉瓜筹建金矿项目，需要招募有经验的检矿和后勤人员。吴某向胡女士许下了诱人的条件：每月工资25000元人民币，税后全额打入银行卡；工作8小时/天，包食宿与往返机票；还承诺为其缴纳工伤和死亡保险。

尽管没有签署书面合同，但在高薪承诺和老乡介绍的双重加持下，胡女士选择相信了吴某，并开始协助筹备矿山建设。2021年8月，项目进入运营阶段后，她和丈夫正式开始工作，分别负责矿石化验、做饭及采样检验等工作。

然而，令胡女士没有预料到的是，这段“高薪出海”的劳务经历，从一开始就缺乏基本的保障与合法形式。

从工资拖欠到人身受限

最初几个月工资尚算正常，但从2021年11月起，吴某开始以“资金紧张”“月底结算”等理由推脱工资发放。尽管胡女士多次催促，但对方始终没有明确时间表，拖欠数额也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胡女士的护照被吴某掌握，签证也未能续签，导致她处于无证滞留状态。她想离开，却发现自己的行程和身份文件全被对方控制，既无自由，更无退场通道。

“当时我想过走，但我知道，一旦离开，工资就永远拿不到了。”她说。正是这种基于经济依附、信息不对称与人身控制的压力，让她不得不继续留在工地，坚持做饭、打杂、参与后勤，即使她已经不再从事核心矿石化验工作。

工地远离市区，通讯受限，出入要报备，胡女士形容那是一种“被困”的感觉：“白天干活，晚上等消息，每天的希望就是工资能到账，可每个月都失望。”

雇主拒不送返，中国女工靠自费返国

自2022年7月起，胡女士的正式工作已经结束，原本按照约定，此时她应当结算全部工资、返回国内。但现实远比她预想的复杂——她被拖欠的大部分工资仍未支付，而雇主吴某以各种理由推诿，不仅拒绝结算工资，还迟迟不为她提供回国所需的文件与安排。

胡女士多次向吴某发出催促，希望他履行承诺，协助安排返程事宜，包括归还护照、提供返程机票。但吴某始终置若罔闻，甚至对她的请求完全回避或故意冷处理，让她在异国他乡感到彻底无助。

2022年年底，眼看事态没有任何进展，胡女士在朋友的建议下，鼓起勇气拨通了中国驻尼加拉瓜大使馆的电话。在大使馆的协助下，她终于获得了必要的旅行证明，自己垫付了昂贵的返程机票和住宿费用。2023年1月18日，胡女士登上了返程的航班。

法律维权：半数工资未获支持，社保主张被驳回

回国后，胡女士依法起诉了吴某，要求补发拖欠工资、支付年假工资、返程费用，并赔偿其在国外期间未缴的工伤及死亡保险金。

法院查明胡女士从2021年1月至2022年9月提供了实际劳务，但因未签书面合同，胡女士提出的“月薪25000元”的主张未获采信。法院最终按吴某认可的两个阶段工资标准（10800元和12500元）计算，判定其应补发工资35800元，并支持返程路费22169.5元、住宿费291元及带薪年假工资12500元，总计判给胡女士70760.5元。

至于保险方面，法院认为社保费用应由单位缴纳至社保机构，原告个人无权主张该费用，驳回了相关请求。

胡女士以为这是最简单的一项请求——毕竟，连吴某当初都口头答应了。但法院却给出了冷冰冰的答复：社会保险应由用人单位依法向社保机构缴纳，劳动者个人无权主张将保险费直接支付给自己。

这句看似合法合规的解释，实际上把胡女士推向了制度的真空地带。没有单位投保记录、没有社保账号、没有境外监管主体，在这场“跨国用工”的灰色地带里，她既不是正式员工，也不是独立承包人，连“事故后的赔偿责任人”都找不到。

她的“保险”，从头到尾只存在于雇主的嘴里，却从未在现实中生效过一天。

这意味着，尽管她在异国工作了近两年，身心付出极大，却仍无法获得全部应得报酬与保障，甚至连应缴未缴的社保责任，也最终由制度空缺“消化”。

胡女士在非自愿和威胁情形下从事的劳动”，她表面上自愿出国务工，实则在签证、工资、人身自由等方面被实质性剥夺了选择权与退出权。

本文根据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胡某某与吴某某劳务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23）湘0903民初2457号，裁判日期：2023年11月3日）改写，原判决文书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