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在印尼打工的单亲妈妈的故事
女性在海外打工的艰难
也谈谈我在印尼的打工岁月
父亲在印尼打工去世后，家庭遭遇巨变
出国前的健康小伙，从土耳其归来，腰疼腿残几乎失去工作能力
海边散心却被朋友出卖，身无分文一身是病，却仍无法从柬回国
青年技术师被诱骗至柬，连续被卖至今仍被困
“如果能够活着回去，什么都无所谓。”
分析
在印尼中国劳工的强迫劳动情况观察
中国海外劳工权益难以保障的根本原因分析
在印尼打工的单亲妈妈的故事
文章系转载。文章来源：漂泊舞者之诗
作者：王文振 。发布日期：2023-06-15
刘女士是带着孩子在印尼工作的单亲妈妈。2017年的时候，刘女士丈夫因病去世，那一年刘女士已经到印尼工作，突然的变故，给刘女士的生活带去巨大的压力。
2017年，刘女士的孩子才上小学一年级，她在一家文具公司当财务，丈夫走后，孩子办理了转学–原来学校的学费是比较贵的。年纪尚小的孩子，经常问妈妈，爸爸去哪儿了，刘女士总是不知道怎么回答，只能说爸爸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要很久后回来。然后孩子就问，那为什么爸爸没有打电话呢….. 就这样问了很久，慢慢孩子也知道爸爸再也不会回来了，知道爸爸去世了这个事实。
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在国外生活，刘女士那个时候非常焦虑，经常想着未来该怎么办呢？孩子还那么小，国内也没啥靠山，收入也不高，前路在何方？生活的细节在方方面面，丈夫在的时候，什么事情都由他解决。丈夫离世后，什么租房子、交水电、给孩子办理入学、生病带孩子去医院等等，都变成她要去处理的事情。
刘女士也想过带着孩子回国，她在网上投了一段时间简历后，都没啥回音，面试了几次，也没有成功。可能因为她的工作，国内很多人都会做，关键她年纪上了四十了，很少有公司会要的。她回国要面临失业，那是更可怕的事情，关键孩子怎么办?国内也没有啥财产，回去孩子未来没有着落，她更担心。所以只好继续留在印尼，至少还有一份收入还正常的工作。
本来，刘女士想着，上班之余，可以做一份兼职增加收入，但是孩子放学后，需要妈妈陪着，她没有时间去做任何兼职。为了孩子，刘女士省吃俭用，自从丈夫走后，她几乎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也很少买什么护肤品，只买上班必须用的化妆品。为了弥补孩子的童年，安慰他失去爸爸的伤心，刘女士坚持每个周末都带孩子去游乐场，虽然自己什么都不买，但是给孩子的新衣服、新鞋、新玩具等，并没有因为丈夫的离世而减少，她不能让孩子在学校同学面前变得自卑。
刘女士说，一切都是为了孩子，自己苦点儿都没啥。最让她害怕的是，孩子生病，孩子的体质没有那么好，每次发烧感冒，都要较久恢复。疫情期间，孩子不慎传染了病毒，晚上发高烧，吃了退烧药，没多久，又发烧。那个时期，刘女士都快奔溃了，因为过去快一周，她孩子还没有好。而且那个时候，刘女士自己也是感染了病毒，全身无力，没有多少力气照顾孩子，就是强挺着给孩子弄吃的。好在上天垂怜，她遇到一个热心的医生，通过微信一直给她远程指导，给她免费寄药，真的是一剂强心针一样，助她母子度过了难关。现在回想那个时候，依旧觉得心酸。
刘女士也想过给孩子找个后爹，2021年的时候，经过朋友介绍，见了几个男人，都只是见过一次面后，就没有下文了。可能因为自己年纪大了，也没多少姿色，关键带着孩子，男人知道了，没几个会有进一步想法了。这也很现实，在雅加达有正式工作的男人，收入也不会太低，为什么要娶一个带孩子的女人呢？见过几个人没有下文后，刘女士也不再有这个想法了。她之所以有这个想法，只是希望家庭里有个男人，对孩子成长有帮助，她丝毫没有想过要靠男人养活或什么的。如今孩子也上初中了，也懂事了，风风雨雨一路都走来，何必还想着转嫁呢？
刘女士想着自己还要努力工作几年，把孩子供上大学，就好了。未来路不易，但要坚强地走下去。单亲妈妈的辛苦，文字写不出多少，但真的挺不容易的。
女性在海外打工的艰难
文章系转载。文章来源：漂泊舞者之诗
作者：王文振 。发布日期：2023-06-09
（读者投稿）
陈女士在海外打工已经两年了，因为丈夫从三年前开始经常莫名耳鸣，她找了多家医院检查，都难以治愈，加上家里没啥积蓄，承担不起长时间的检查和医疗。本来也是打工人的丈夫健康出状况后，工作受到影响，陈女士只好自己找门路出国务工。
来到印尼偏远的岛屿上工作，真的需要勇气，因为有太多不可控因素了。比如女性宿舍对面就有一个本地人的村庄，经常有当地闲散男子到她们宿舍门前晃悠，有时候晚上还在门外面吹口哨，说一些大家都听不懂的话，但是从他们的笑声中大概可以知道都不是啥好话。晚上睡觉前，都得好好检查一下门是不是锁好了，夜黑了，都不敢出去上厕所（去洗手间要穿过一个小院子，院子外面没有大门的）。我们宿舍一共住着四位同胞，比我来早的同事说，这里曾经发生过强Jian事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也无处求证，总之刚来就把我吓住了。
上个月，发生一件让人心酸的事情，比我早两个月来的赵姐，突然被公司解除了合同，她就在宿舍哭了一个下午，但是哭也没啥用，领导决定的事情，谁也改不了。她本来是到今年十月份，合同才满的，那个时候她可以选择离职或者续签合同。但是5月中的一天，突然就被告知她需要办理离职。兔死狗烹，我的工作岗位也是岌岌可危，随时可以被人替换的。
说回赵姐的事情，她之所以被离职，据说是因为她的岗位被另外一个经理的老乡给顶替了。其实，赵姐也算是经理的老乡，当初也是别人介绍进来的，只是可能年纪有些大了，嘴也有些木讷，就被其它关系更近一些的人替换了。她的工作也是很简单，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所以只要愿意吃苦，大部分人都干得了的。
这个工厂就是这样，进来工作很多都得靠关系，没有关系的，或者关系不硬的，像我这样通过普通中介进来的，岗位是很不牢靠的。有个男同事跟我说，他本来是测绘员，结果来了，让他管理工程队。工作岗位不对口也就算了，关键管理他的领导更是门外汉，也不知道是怎么当上领导的。他的那个所谓领导，连电脑打字都不会，更不用说做工程表格了，他估摸着这个领导估计初中没有毕业。但是，人家会拍马屁，真的很会来事，能够讨大老板开心，这样就是上位的关键。再一个，有些亲戚关系的，都爬到领导层去了，这样，有能力的很多都呆不久，很多为了饭碗硬撑着，到最后也容易被挤走。
陈女士说，她的领导也是脾气很不少，动不动就骂人，不把下属当人看。陈女士说，她虽然是个会计，但是更像打杂的，办公室的缺什么文件，她是第一个被安排跑腿的，甚至领导咖啡喝完了，都安排她出去买。办公室卫生打扫都是她干，本来有个清洁工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那个清洁工很少出现了。她就差要被安排去给领导洗衣服、做饭了。关键，也不会因为干了这些，工资有任何增加。
女人在外打工，还有一个困难之处，就是容易招来各种非议。经常动不动，被人在背后议论，有时候这种感觉很不好，明明是洁身自好，认认真真工作的，却成为别人议论和八卦的对象。在这样的氛围里面工作，承受的很多压力是看不见的。我都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了，家里还有上学的孩子和已经生病的老公，姿色也没有，都可以成为别人八卦的对象，更不要说那些比我年轻些的，长相比我好看的女同事了。
此外，还有真的来自一些不怀好意的男人的骚扰，有些个老爷们，出门打工，远离国内妻子，岛上又没有多少女人，估计他们经常见了女人就想入非非。但是想归想，这都没什么，也管不了。但是有的素质很低，会用一些污秽的语言，甚至有的会向你伸出“咸猪手”——还假装无辜，这都是和我一个宿舍的同事告诉我的，她就被人这样侵犯过。
女人外出打工，真的很难，比很多老爷们更难，我就先说这些吧。
也谈谈我在印尼的打工岁月
文章系转载。文章来源：漂泊舞者之诗
作者：王文振 。发布日期：2023-06-14
读者来稿：
打工当然辛苦，在国外打工更辛苦。坦率说，来到印尼这个地方，工资也没有比国内高出多少，但是我个人在国内就是找不到活干，才出来的。
累得很，累得难受，生活条件也差，住着集体宿舍，12个人一个大宿舍，晚上睡觉呼噜声如排山倒海，太累了，倒下也能睡着。关键经常热得要死，那也没办法。
“给资本家干活，永远都是吹毛求疵，他们永远都是将产品的价值放在工人的生命之上。”这是我看到别人说的，用到我身上也完全一样。印尼这些个钢厂，这些大的跨国企业，其实里面管理很落后的，有的很乱，打架斗殴都很常见，就算人没了，也有的是应对方法，这就是现实。哪有什么人文关怀，工人能够按时领到工资就千恩万谢了，还指望别的福利吗？这是不现实的。
你痛苦吗？绝望吗？那当初就别想着出来干活，什么都得忍着，都不是为了养家吗？老板也拿捏得到位。就像疫情那几年，很多人回不去的时候，多少老板会管你的死活？做做样子是有的，大家捧个场就过去了。你身体状况如何，心情如何，老板不可能知道。总之永远就是这样，工人跟老板之间的距离不止隔着薪水，不只是阶层不同，还隔着一层肚皮，隔着人心。
同样是打工人，有的一旦爬上了领导层，就变了一副嘴脸。有的同事，成天想着是如何给领导拍马屁，所以工人们维护想权益，指望团结是不现实的，首先得指望不要有人偷偷出卖你，或者暗地里捅你一刀。这真的很悲哀，也是悲剧不断重复的原因之一。出国打工这几年，真是将这些看得太透了。
看太透也不好，变成什么都去忍耐，我只能承认自己的懦弱，自己也是一直抱着侥幸心理，总觉得特别倒霉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关键，就算真的发生了，我能怎样呢？这种听天由命的无助，应该是不少打工人的共同心理。
在国外，一方面，大家都是同胞，另一方面，很多人其实都是被同胞欺负的。都说印尼这个地方排华，对，我也感受到本地人对国人的不友好，但是就我自己和很多同事的经历而言，大部分人都完全不需要去提防印尼人——因为大家没啥交集的，需要应对的是老板、领导或者老乡的欺凌或迫害。很多时候，只是因为彼此间穿上了一层外衣，这层外衣叫做身份标识，我是打工人，打工仔，他是老板，是领导者，这一点无论国内国外都是一样的。领导意味着一种权利，从来没有说会真心帮助你，实际上是呼来喝去的权利，从没有尊重过我，他自己从这种权利中感受到快乐。
我刚刚四十出头，工作一直尽职尽责，那只是因为我还有力气，还有一点点知识，要是哪一天不年轻了，就更容易被欺负了。大公司完全不会在意一个打工仔的去留，走了一个打工仔，还有千千万万个打工仔。印尼这些公司是常年在招聘的，工人源源不断从国内来，任何人离开了，会在意吗？不会！
都在这个年纪了，也算经历了多年“社会的毒打”，但心中居然还有一点点理想主义。我仅仅是亿万打工仔的一员，就算仅仅算在印尼的打工人，也是数十万中的一员，非常微不足道。然后，我也是有家庭，上有老，下有小，所谓的家里的顶梁柱。这几年，我可是看到很多这样的“顶梁柱”倒塌了，谁在意呢？还有他们背后的家庭。
打工人的群体中，很少有进步更新自我的概念，同时也没有深入思考的习惯——都忙着干活呢，所以我跟大家还是有些区别。印尼打工的实际情况，我指的是很多岛屿上那种底层的工作，实际情况比我说出的更糟糕，可不止毒打这么简单，很多情况下就是单纯的压迫。
活着真是一种磨炼，面对不同的压力，每个人的应对方式不同。我希望大环境有改变的时候，要不然，大家都活着太辛苦了。
父亲在印尼打工去世后，家庭遭遇巨变
文章系转载。文章来源：漂泊舞者之诗
作者：王文振 。发布日期：2023-06-19
读者来稿：
我父亲于2021年11月在印尼过世后，王老师的文章曾经写过悼文，虽然事情已经过去超过一年半了，但是这一年半以来，我们的家庭遭遇了巨变。
那个时候，我父亲去世方式刺激了我们全家人，他是自缢而亡，并非工伤，因此公司几乎是免了全责，仅仅给家属提供几万元补助，还说是出于人道。我们当时非常不满，因为父亲长期（超过半年）在酒店隔离——如同坐牢，没有经济来源，精神上长期承受巨大压力，这显然是和公司有关，但是公司以配合政策为由，以及其它各种说辞，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当时我们想要借助法律手段，但是人在国内，当时疫情之下的昂贵机票、隔离政策、签证问题和稀缺航班等因素，导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出国，家里也没钱请律师，很难落实。甚至我对父亲的死因也存疑，可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没办法到印尼亲自见证法医鉴定过程——只能看到一纸所谓印尼警方的结论报告，尸体也没办法运送回国。当时，我还强烈要求让父亲的尸体先冷藏好，等到我方便出国的时候，再带法医来进行鉴定。可是公司说这没办法操作，尸体不能放太久，医院不允许，同时放久了身体有味道（冷藏怎么会有味道呢？），保存的时候用了福尔马林泡着——这就等于遗体已遭破坏而无法再做法医鉴定。总之，出于种种原因，根本原因就是我没办法收集任何证据，所以任何质疑都不会改变结果，即翻案是没有可能的，我们国内的家属非常无奈，却也实在无能为力。
事情已经过去差不多二十月了，人死不能复生，我们也无力改变任何既定事实。只是这一年半多以来，我的家庭遭遇了巨变。
首先是母亲，很长时间无法接受爸爸离世的现实，更加无法接受他离开的方式，足足两个多月，每天都是失眠，体重从六十多公斤，消瘦到四十多公斤——形同槁木。精神遭遇重创的母亲，现在只能借助药物才能睡觉，今年刚刚过了六十的母亲，看上去比别人七十岁老太太还要苍老。，母亲没有什么文化，但是现在几乎天天念叨父亲，想着他怎么可以先她而走呢？说好的会照顾好她和儿女的，怎么就先离开了呢？母亲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差，重复的话不停说，脾气也不好，经常会无缘无故地骂人。今年春节的时候，我的舅舅、姨妈们来看妈妈，看到她的精神状况，都抹眼泪。
然后我的弟弟，父亲去世那年，他正读高三，2022年6月就是高考，他知道家里不可能有能力供他上大学的，于是本来学习成绩不错的弟弟，高三后半年几乎是放弃了。爸爸当初出国务工，目的之一就是想要好好供弟弟读书上大学，结果……弟弟如果正常努力学习，他考上一个本科类大学是没有问题的，之前，就在父亲去世前的高考模拟考，他的分数都是过了本科录取线的，班主任说他很稳的。高中毕业的弟弟，离开家乡去广州跟着表哥打工，后来表哥所在的工厂倒闭了，他又换了几份工作。这个年代，大学生很多都找不到工作，何况他一个高中毕业生。快一年过去了，弟弟一直郁郁寡欢，工作的工资也比较低，今年春节他没有回家，一方面是疫情突发的因素，另一方面，我知道是因为根本没有赚到什么钱。弟弟的未来，我真的很担心，他本来是一块读书的料，结果早早出去打工赚钱，荒废了。
我本人，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只是超市收银员，学历也不高，父亲出事后，我一直尝试讨回公道，求助了很多方面，结果，折腾了两三个月，毫无结果，也把自己搞抑郁了。我也需要赚钱生存，还要给妈妈求医问药，我的工资完全不够供弟弟上大学的——这一点弟弟一开始就知道，所以早早就放弃了考大学。我的家庭状况，相信不会有男人敢追求我的，沉重的负担让我对此没有任何幻想。
当初，父亲满怀希望去印尼打工，结果不幸离开，他走了，留下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留下国内亲人心中永远难以抹去的伤痛。后来，我得知，在那特殊的年月里，有多位打工者在印尼就永远没有回来了，他们的家庭状况如何呢？未来是不是还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呢？有什么办法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这种悲剧呢？
出国前的健康小伙，从土耳其归来，腰疼腿残几乎失去工作能力
过去半年的生活，让李振（化名）仍然心有余悸，而他的伤腿，和常常酸痛的腰椎，也在时时提醒这段经历带给他的伤痛和折磨。这一切，在去年5月份前去土耳其之前，是他完全没有料想到的。
要说李振也不是第一次出国了，马来西亚和沙特，他之前都工作过数年，从没有出过纰漏。
“沙特，马来西亚，我都去过的之前那些地方，没有碰到像这么烂的。就没有没有说是像这边一样什么都不管”，他抱怨的“这边”， 正是土耳其。
但当时的他并不知道，所以当一家劳务公司介绍他去土耳其工作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太多，签订合同时并没有看清具体的关于工伤和疾病的处理措施。
他说他签合同的时候，“当时也没考虑这么多。我们也不怎么懂法，要懂法的话说句实在的，他们制定那些所有的那个合同啊条条框框啊全都是针对我们的，都是偏一边儿的，根本就不合规不合法，有好多都是这样的。”
和大多数工人一样，李振只是看清了他干的是600块钱一天的管工，也不曾想会被坑，就签上了字。就这样，他在2021年5月25日来到土耳其阿达纳省建设胡努特鲁电厂。
事情是在21年年底，22年年初开始恶化的，先是拖欠工资，后是疫情爆发。
“他公司打卡的工资只打到了去年的12月份。就是说22年的1月份开始到6月份这段时间一分钱没打过。”
而后21年年底到22年年初，土耳其爆发疫情，隔离措施又不到位，无数工人得了新冠，李振也是其中一员。
“他们有（土耳其）当地的人上班，然后来回他们都不戴口罩的。然后他们（公司）就管不了人家，我们每天带着口罩，虽然说戴口罩，整天跟人打交道，他们又来回跑，最后就是严重了以后就搞得好多人都那个隔离了。”
据他估计，总共得新冠的工人大概有上千人。
然而，公司还试图掩埋这一切——逼迫工人签订保密协议，不让他们向外界透露工人内部的疫情状况。
“不让我们说，说了以后就是威胁我们不让我们回去。”
面对这样的霸王条款，李振和其他工人不得不签，想着息事宁人。
直到3月12日，厄运再次降临——在搬运四米长四米宽的工字钢的时候，不慎被砸，这个巨型重物一下把他的脚背砸瘪。当下疼痛难忍的他给领导打电话，却无人理他。
只有两位工友将他架回去。因为周末及土耳其医院的罢工，直到16日他才看上病。
“受伤以后肯定先找我们老板。当时也找那个就是安徽电建啊然后那个办公室都去找过，他们就讲啊你跟谁工作然后你找谁呀，推卸这个责任，没人管。”
于是李振回去找和自己签订合同的外包公司安徽颍上浙皖建筑有限公司，老板，张法洋。
“找个三五次，但是人家根本根本不拿当回事儿，就是推辞，在他心里似乎是只要是不死人那就不叫工伤了，基本上就这样了。”李振苦笑
语言不通，举目无亲，李振申请回国，而公司面对他严重的伤势，和新冠留下的后遗症，公司却仍然一拖再拖，反复推脱说没有飞机票。李振在那里白白耗费了两三个月，没有工钱，也无人照顾。
直到七月初，他终于回国，却还未收到1月到3月的工资。
而比这更加糟糕的是日益恶化的身体健康，李振自述，新冠后遗症让他除了头发不疼全身上下没有不疼的地方，走路时间长了都会感觉到腰疼，更不要说是干活了。再加上脚伤，虽然现在可以走路，但是脚踝却常常在阴天下雨天隐隐作痛。
“反正对我来讲和以前是彻底是不一样了，感觉得到好像是似乎瞬间就老了10岁20岁一样，就感觉这个身体不是自己的了，不是以前那个我了。”轻飘飘两句话，道尽心酸。
李振现在决心索要自己的工伤赔偿，去找安徽电建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无果，现在正准备和安徽颍上对簿公堂。
他不是一个人——目前许多和他一样在安徽颍上领导，在土耳其胡努特鲁电厂工作的工人群体，决定联合起来，发起维权行动，为了工资，为了工伤，为了新冠后遗症，为了种种不合理的合同条款……
即使如此，一切也回不到从前了，李振的生活要何去何从，他也很迷茫。
“这样的话就很难出（国）去了，（公司）也不敢要我。就是别说出去了，就在国内干，我自己身体都受不了，没法干了，受影响啊，没有办法。”
海边散心却被朋友出卖，身无分文一身是病，却仍无法从柬回国
洪鹊（化名）是笔者第一个接触到的骗的女性，而一切竟然是因为海边的饭局，所谓的朋友将她出卖…以下是她的自述：
我叫小洪，2018年5月2日来到了柬埔寨，刚开始是过来旅游散散心的，最后去到柬埔寨西港某个酒店住了一段时间，在柬埔寨西港游玩了一段时间。
慢慢我身上的钱都给花的差不多没钱了，也想了很多曾经的一些事情，让我明白什么叫做现实。后来我就下定决心，决定在柬埔寨这个国家谋生了，还好上天不负有心人，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我在柬埔寨认识的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份安稳的工作和住的地方，就是在某个酒店从事接待客人助理的工作。在这段日子里我除了工作挣钱，也认识了不少的同事和新的朋友，有时候休假的时候，偶尔也会跟同事朋友一起去西港海边玩，生活挺开心挺愉快的！
直到2021年9月份，我忘了是几号了，当时我和几个朋友在西港海边附近的一家餐厅吃饭，听朋友说，他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叫我过去他那里上班，说的那些工资待遇有多好有多赚钱。当时我还喝了点酒，说着说着一时口快，就答应了去他公司看看。去了之后，刚开始就是有种好奇心，想去他公司看看是做什么的，最后看到了，知道是做诈骗工作的，就跟他说这工作不适合我，我做不来，叫他送我走。他不送，说了好多难听的话威胁我留在他公司里面。
因为他的公司是在园区里的，里面大多数的人都是开网投公司，还有本地安保人员守在门口，我出不去，我还看到围墙有很多铁丝网围着，任何人想要出去，就要经过园区里的业主同意才能出去的。我当时就慌了，被他限制我的人生自由了。最后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又说给我送出去，我的心忐忑不定，问去哪，他就说了一句话，去你该去的地方。那时候我在想，是不是要放我走了呢。后来才知道我是太天真了，过一会我被他带上了车，送到另外一个园区里面，交给一个不认识的人。
这个不认识的人告诉我，你已经被别人卖了，卖到这里来是要工作的。如果想走，就要交赔付才能给我送出去。我当时精神状态就不好了，哪有什么心情工作，精神都快要崩溃啊，只想那个我不认识的人能把我放出去。那天已经是晚上了，然后他就把我带到他公司那边宿舍去，给安置到女生宿舍房间里睡了一晚上，隔天上午他就叫一个女员工叫我出来找他，他威胁我说，你好好在这里工作，不好好工作就把我卖到黑公司里去。
从那天我就认命了，只好乖乖的听话装傻，后来上三天的班我就生病了。在我生病期间待在宿舍就是休息，饿的时候，连饭也没吃多少，每天只吃了一点东西，然后又休息了。他知道我病的时候，觉得我是个没用的病人，留在这里也是个累赘。他最后联系了好几家黑公司想卖我出去都卖不出去，幸好当时他没有收走我的私人手机。我还看到他把那些不听话的受害者打的很惨，还用电棍电的大声叫的不停，打完了被卖到别的园区了，这样我就更害怕了。
每天被坏人强迫工作，我什么都不会干，也要我去工作的位子上坐着，就是要监视着我，生怕我真有逃跑的想法。到了晚上休息一想到那些受害者被打的事，把我吓的连睡觉都是做噩梦，都是在深夜的时候被噩梦惊醒的，想哭又不敢哭，怕吵到宿舍那些女的休息会被骂或者还会被打。
在8月底的一个深夜凌晨，女宿舍突然有几个女的吵架起来，最后还打起架来，越打越猛的时候，当时生怕出人命就偷偷的走出宿舍外面打电话报警了。最后警察来到现场，把打架的那些女都抓了，整个园区里的人全部都大搜查，来了很多警察，救了很多受害者，也抓了很多坏人，把我也一起带回警察局录口供了。我就实话实说我被卖到园区里的经历和过程，最后问完话以后问我的护照还在不在，我说在朋友那里，打电话给朋友叫他送护照过来，我朋友却说我的护照弄不见了。
警察以为我没有护照的，后来在警察局待了好几天，然后被警察送到了西港移民局里面。我当时从园区里被救出来，我身上连一分钱都没有，在移民局手机也被警察没收起来了。在西港移民局里面，我还是没有人身自由，每天都吃不饱睡不好，更是越来越糟糕。到处都是钱钱钱，不给小费，不给你手机用，甚至还有很多中国人为了拿手机，给了400美金小费才能拿到手机用。还有里面的东西消费特别高，人家叫外卖送东西进来，还要看那些东西多少钱，另外还要收一半小费。
包括自己睡的地方，直接把你安置到房子锁在里面，就这样让你自己找位子睡，没有床，是睡在地面上的。那时候有垫子垫在地面上的还好一点，没有垫子垫在地面上的，晚上睡觉只能直接睡在地面上了。我就是那个没有垫子垫的，就直接睡在地面上，想想就非常的难过，连被子枕头都没有的我，想买一些日用品生活用品都没钱买得起。
就这样一天天的在西港移民局熬两个月，最后金边那边有领导过来督察，知道我们这些人在这里的情况有多糟糕，在10月1号当天早上就把我们这些人在西港移民局移送到金边隔离中心里面安置，过了两三天又被移送到金边移民局了。听移民局的官员说，我的回国证明办好了，想要回家就要自己想办法准备好800美金的费用坐飞机航班回去。现在麻烦了，本以为可以遣返回去不用钱的，更何况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啊，叫我如何是好。我问了很多朋友帮忙，他们个个都说没有那么多钱借给我。
其实我的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在这边工作的，也不知道我当时的情况。最后跟我母亲说出实情之后，我的母亲却不相信我，说我骗她，说我是骗她钱花的孩子，被她骂了一大顿，我的心很心痛却很无助，现在没了家里人帮我，叫我如何是好啊，连我家里人都不管我了，呜呜呜呜呜呜～最后叫警察打电话给我母亲，我母亲也不接电话，给她发信息也不理我了。
青年技术师被诱骗至柬，连续被卖至今仍被困
这是另一个关于柬埔寨的故事，主人公叫张阳（化名）。笔者眼睁睁看着一个本该有光明未来的大好青年，一步一步地滑向深渊，直到现在还深陷囹圄…以下是他的自述——
我来自四川的一个小乡村，从小家境并不富裕，但是父母还是供我上到了大专毕业。毕业以后，原本可以找一份广告设计实习生的工作，但是那时因为刚毕业出社会，实习生的工资很低，也就几百块钱一个月，所以当时我就没有选择去广告公司工作。后来找了很久的工作，也没有找到自己理想的，当时心高气傲，属于高不成低不就的那种吧，就这样没有工作在社会上漂泊了一段时间，没有工作也就没有收入，渐渐的还结识了一些社会上的混混，当时感觉他们很神气，很威风，走到哪里都是一群人，别人看到都有点害怕那种感觉，慢慢地和他们越走越近，也沾上了一身社会风气。
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也就联想到了什么！不错，正如你们想的那样，慢慢的我也变得和他们一样，吃喝嫖赌样样精通一天到晚游手好闲，还沾上了一身恶习，后面还因为打架进去改造了两年，两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因为是第一次进去，里面的很多规矩也不懂，刚进去时在里面也吃了不少亏，后面家里亲戚托人找关系，找了里面的警察朋友关照，之后在里面的日子总算好过一些了。在这两年时间里，我也一直在反思自己，为什么会进来，以后还会不会进来，出去以后我该怎样做？心里的答案是就是出去一定要痛改前非好好做人，凭借自己学的专业找个好的工作，回去以后好好报答父母，回报社会。
出去以后，感觉和社会都脱轨了，短短两年时间没有和外界接触。家人建议我换个工作，于是托人给我找了一个师傅去学习建筑测量，跟着师傅学了一年多时间，基本也能出去自己找工作了。直到2020年我就开始出去自己找测量工作，在测量员APP上找到了一家测量公司，这家公司是中铁四局五公司的外包公司，属于中铁四局五公司的外包测量公司。进去这个公司以后，公司就安排我到了中铁四局五公司的一个项目部去做测量工作，当时这个项目是做的高铁修建，我也是边学习边工作，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高铁，因为高铁测量要求十分精确，不敢有丝毫马虎。大概做了半年以后，公司也认可了我，每月工资给我涨了五百，还买了五险一金。五险一金扣除之后，每月拿到手的工资也还有五千左右，一个月拿到手五千不算多，但是公司给买五险一金，也是一份保障，心里想着就这样平平淡淡的过一辈子也还不错了！
后来谁也没想到的是，我在公司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多，和公司几个同事关系处的也很不错，到后来每天一下班，晚上就出去喝酒宵夜去酒吧玩，偶尔还去沐足中心。就这以后，每月的工资还不够花，还把支付宝花呗借呗那些平台借出来花了，就这样，之后每个月工资一发就全还那些平台，有时还不够还的，还要找朋友亲戚借钱还。就这样重复着，一直到2021年三月，一天我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个招聘信息，就是出国务工的招聘信息，于是我就联系了招聘人，说是中国路桥公司在海外的项目，每个月工资在两三万，工作地点在柬埔寨。当时我一听说是中国路桥公司，而且每月工资两三万，立马就答应了出国工作。当时我说自己没有护照，对方就说叫我去办理护照，签证什么的他会帮我弄。接着我就去办护照，可当时很多地方因为疫情根本就没有办理护照，办理不了护照。我就和对方说了情况，对方说没护照也可以，可以坐飞机到广西，然后公司会派车来接。
因此我就坐上飞机去到了广西，记得当时是在南宁。到了南宁之后，在酒店住了几天，后面就坐车去到越南边境，在边境的时候还走了很长时间的路，接着又坐了两天的车，又走了几个小时的路，后面才得知自己已经到柬埔寨了，刚到柬埔寨，因为柬埔寨疫情刚刚爆发，到处封城，哪里都去不了，所以就安排我们在当地一个宪兵家里住下来，一直住了半个月左右时间吧，后面就有人来接我们来到了西港，自己是第一次出国，对这边也很陌生。到了西港之后，把我们安排到了一个酒店隔离，隔离几天之后就把我们接去一个赌场，后面我才知道是把我们卖到了一个赌场老板这里，就这样在赌场里开始上班，上了大概三四个月的班，给我们说好的工资也没有准时发。
后面就我被带到了一个园区里面，我才知道我又被卖到了园区，在园区公司里每天上班十五六个小时，一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那段时间真的生不如死，做不出业绩被公司主管体罚，有的还被关小黑屋不给饭吃，我在这家园区又呆了快两个月，还是没有做出业绩，接下来的下场想必大家都清楚了……不错，我又被卖到了另一个园区公司，进到这个公司，公司直接给我说你的赔付现在是三万美金，说我如果做不出业绩抵扣就要让家里人打钱赔付这个钱。我当时一听心里害怕极了，当时有想过给家里人说这件事，让家里人报警，但是一想到这是在国外，自己还在他们手里，所以就不敢轻举妄动。
直到后面又把我卖到了另一个园区，我才终于下定决心，不能再这样下去，于是在今年四月十几号的时候，我就偷偷给家里人发了信息，给家里人说了自己现在的情况，让家人帮自己报警，家人报警之后，直到二十号，当地警察才去到园区把我给解救了出来，把我带到西港警察局，在警察局关押了十几天，就把我送到了西港移民局。
来到西港移民局之后，本以为自己安全了，很快就可以回国和家人团聚了，没想到的是到西港移民局又是另一个暗黑世界，二十几人挤一间小屋睡在地上，空气不流通没有风扇，热的透不过气，要想用风扇就要出80美金买一把，要想不在屋里睡，就要出五百美金到外面睡，要用手机就要给400美金使用费，可乐五美金一瓶，香烟五美金一包，每天只有两顿饭吃，吃的都是一点菜叶，完全不够下饭的，有钱的要想点外卖的，送进来警察要收1/2小费，总之在这里面就是地狱，我们打中国大使馆电话也没人管，就这样我在西港移民局呆了五个月，大家可想而之，在西港移民局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后来到十月二号，把我送到了现在的金边移民局隔离点，来到这里以后我感觉这里就是天堂，金边毕竟是首都天子脚下，警察也不敢太张扬，所以在金边这边的日子还算好过一点……..说到这里，我想要告诫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国外高薪招聘诱惑来到东南亚这种地方，一失足成千古恨，踏踏实实才是本，平平淡淡才是真。
后记：目前张阳仍然在金边的隔离点，回国证明将于月底到期，而他本来就有的乙肝更加严重，可是身无分文的他，还要筹集1300美金才能回国——500美金的机票，300美金的新冠检测费用，500美金的酒店隔离费用。“西港移民局的日子是真的很难熬。” 张阳说，“我是真的不能再拖下去了。”
“如果能够活着回去，什么都无所谓。”
很多人都觉得在今年大肆报道柬埔寨的人口贩卖新闻后，竟然还会有人被骗到那些园区，实在是太蠢了。但是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且骗子无孔不入，比如这篇故事的主人公王康（化名），本来好好地在海外打工，却因为一张机票落入苦海。
被骗（一）
“我们知道柬埔寨的情况，是不会轻易来这种国家的。”王康在采访时说，他说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王康原本在迪拜正常务工，但是因为中国大陆今年的反诈骗工作，他们被通知回国。
“但是迪拜回大陆机票那时候六七万，我们回不了家，只能在网上找回国便宜的渠道。”
就在这时，仿佛如雪中送炭一般，有神秘人士在网上联系他们说从泰国转机便宜，于是他们放心地支付了定金。
然而到了泰国以后，他们却被告知没有航班了，最早的航班在一个月以后。神秘人士紧接着又给王康一干人指了一条“明路”——去柬埔寨，说“柬埔寨随时都有回国航班”。
“我们知道有被骗的风险，但是还是来柬埔寨了，”王康说。他抱着一丝希望乞求，不要让他落入骗子的陷阱。现实却是，“到柬埔寨以后落地直接送到园区”。
据王康所说，他们最开始去到的园区管理并不是特别严格，然而经过一次试图逃跑未遂后，他们被转移到了臭名昭著的凯博中国城，看守森严，更加难以突出重围。
王康感叹，在机票价格飞涨的时候，这样的方式应该骗了不少中国大陆人。
在西港园区的三个月里，他们虽然没有被打，但是经常被体罚和威胁。且如果要离开，必须支付三万美金。
他们向中国驻柬的大使馆发送求助邮件，也向中国驻柬的大使馆的脸书账号发送信息，却都没有得到回复。他也曾让家人联系大陆警方，大陆警方称会联系大使馆，经过半个月后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就在王康等人一筹莫展之际，事情出现了转机——近两个月，台湾猪仔被困柬埔寨等的新闻被大肆宣扬，柬埔寨园区买卖人口事实再也无法被掩盖，柬埔寨官方也迫于压力公布了多种求救方式，包括移民局，警察局，以及柬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苏庆脸书账号和微信账号。
于是八月底，王康等人也在苏庆的脸书账号下留言，而后苏庆方联系他们提交材料。但是王康这次谨慎了很多，他没有立刻提交。
“我们公司就有一个联系了不知道什么渠道，信息泄露以后当着公司所有人打得牙齿都没了，打完以后又被转卖到别的公司，”王康说着，仍然感到后怕。
直到他确认一位大陆人在联系苏庆后被成功解救，他才大胆地提交资料给苏庆方。庆幸的是，短短三天，他被营救出来，转移到西港警察局。然而，那远远不是故事的结束，回国的旅程远远没有他想得那么容易。
所谓的移民局和警察局（二）
9月1日，他们到达西港警察局，却没有被指示说下一步做什么。甚至他们都不被允许出警察局，也迟迟没有拿到自己的护照。
约莫四五天之后，他们被转移到西港移民局——一个没钱寸步难行的合法机构。
“一个屋子关二十几个人，很多人没有地方睡觉，想睡好一点花钱买床位的250美金。手机被收了，要用手机给400美金，”王康说。
他听闻马来西亚人和台湾人出去得都比他们快，而中国人至少都要等三个月。他们无法出移民局，“像坐牢一样”。
整个小楼一共有四五个房间，一个房间二十来人，整个移民局有和他们一样境况的上百个被营救出来的人。等待着遥遥无期的释放。
“最久的被关在移民局四个月了，”王康说。“正常就录完口供提交文件，几天我们就可以订机票回国了。这边移民局就是把人关在这里要你花钱。”
他并没有夸大其词——日常三餐只有白米饭，要吃菜就要花钱，5美金起步，一瓶可乐也是5美金起步。
那些被关了好久的人还告诉王康，如果要立马出去，要花两万美金。如果想让自己的案子处理得快一点，付1000美金，所谓“加快排期”，不给钱的话只能慢慢等到你。
王康的另一位朋友沈杰（化名）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控诉柬埔寨移民局，“就像是监狱，在这里的外国人没有人权。”
这里不但处处要钱，且安置点内垃圾遍地，卫生状况十分糟糕，更有一名泰国人不堪忍受，想要上吊自杀。“摔下来声音很大，被人发现后联系警察，被送到医院，现在也不知道啥情况，”沈杰说。
沈杰说，里面男男女女都关在一起。
环境如此恶劣，王康和沈杰等人却不敢向外求助。“里面有一个提交信息给其他媒体的人，现在还被关在外面的狗笼子里。”王康说移民的官员拥有最后的权力。“什么时候给走什么时候不给走，都是移民局说了算啊。”而沈杰再次抱怨中国在柬埔寨的大使馆完全置身事外，“别人打了大使馆电话半年，都没有用。”
9月21日晚上，终于到了跟王康和沈杰等人要钱的时候——2600美金，交了钱就能走，他准备好了钱，却又被告知无法离开。
等了一周又一周，到了10月6日，王康被告知——所有人都将在第二天被释放，代价是300美金，作为没有劳工证的罚金。
目前王康决定回国。沈杰却因为害怕在东南亚工作的经历让他回国被调查，决定半年后回国。“如果能够活着回去，什么都无所谓，”沈杰说。
在印尼中国劳工的强迫劳动情况观察
在印尼有很多来自中国的跨国企业，其中有多家企业都有存在不同程度的强制劳动情况。这些企业包括建筑类的、钢铁业、电业和其它能源产业等。本文经过对部分劳工的抽样调查，得出有关中国劳工在海外被强迫劳动的调查报告。
强迫劳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首先，强制性改变劳动合同期限。这种情况在2020初到2023年初三年内，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根据对50位劳工的调查数据，其中有45%的劳工表示，他们的劳动合同被强制性延长。公司以所谓机票昂贵、航班太少、工期没有按期完成、交接员工难以按时到岗等理由，说服工人接受劳动合同延长的要求。出于多种不可抗拒的因素，所谓的“要求“，事实上都是强制性的。因为如果工人不接受延长劳动合同的要求，就可能面临难以回国、护照取不回、拖欠薪金不发放等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结构性强迫同意’的环境不一定能被局外人立即观察到，甚至不易取证，并且可能很难通过传统手段进行评估，如国际劳工组织的强迫劳动指标框架，该框架对于特殊情况下的公司内部系统性强迫劳动很难评估。
其次，延长工作时长，就是每天工作时间明显超出原先劳动合同约定的时间。通常，工人的日工作时长是10个小时——这已经超过了国际8小时工作时间制，但是即便是普遍的10小时工作时间的状况下，很多工人还是被进一步延时工作。有超过60%的工人表示，他们的日工作时间在12个小时，甚至更久，这种情况每周会出现两到三天，且没有加班费。
第三，增加工作日，就是每周正常应该上班5天或6天，但是多家企业出现工人一个月只有两天休息，甚至只有一天休息，这明显违背了劳动法。有30%的工人表示，他们被强制延长工作日期，他们一周要工作七天，每个月只有1-2天是休息日。
第四，惩罚性强迫劳动。惩罚性强迫劳动，是比较隐蔽的，也比较难以辨识。比如工人违反了公司的相关规定，公司就处罚工人一周的工薪，这意味着工人一周的工作就白干了。但事实上，这种惩罚是比较随意的，随时存在侵犯工人基本权益的状况。比如，工人仅仅是得罪了公司的某个管理人员，或者公司认为工人传播了不利公司的消息（包括通过正常渠道的投诉），然后就被公司惩罚。
惩罚性强迫劳动，还包括公司以要求工人增加工作日期或每日时长作为对工人的惩罚，有的公司甚至将此作为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对于中国跨国企业在国外的生产环境，尤其是在印尼，缺乏必要的监管，很多公司内部存在对员工的强迫劳动、歧视和员工不安全的工作条件。有些大的跨国公司，比如青山镍业和总部在中国江苏的德龙钢铁公司，他们将劳工雇佣的权限下放给所谓的分包商或下属供应商，而这些供应商对工人的强迫劳动又不被监管，而总公司又可以以此为掩护，撇开责任。事实上，有很多所谓的分包公司，其实就是皮包公司，而这些大型跨国企业对此并非不知道，但是它们在用工的时候，对这些分包公司并没有严格而成熟的核查机制。
同时，印尼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于通过能源开发促进经济发展有迫切需求，吸收海外投资主要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对于企业内部的人权状况关注甚少，尤其不会对来自中国劳工的工作状况过多关注。有的企业在偏远的岛屿上，工人几乎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国际人权组织也往往容易忽视他们，其它国际劳工NGO也难以深入调查。这导致了在印尼工作的劳工，很多要承受强迫劳动。笔者呼吁，有更多机构或组织可以关注中国海外企业的用工情况，印尼几乎是强迫劳动的重灾区，亟需加强监管。同时，位于国际供应链下游的公司，也应该通过减少或被禁止向这些企业采购原材料，才可以督促这些企业从根本上重视劳工权益，否则，只会助长这些公司对中国海外劳工的强制劳动状况。
中国海外劳工权益难以保障的根本原因分析
中国海外劳工的基本权益很难得到保障，小到一张机票，大到巨额工资被克扣，甚至发生严重工伤和死亡状况，都可能会出现不了了之的情况，而相关责任人或公司，最终都会逍遥法外，不用负任何责任。
本文笔者仅仅结合过去三年，也就是2020年1月到2023年1月的数据，做一个分析。
问卷调查工人总人数：50人
时段：2020年1月—2023年1月
工人籍贯：国内各个省市，以湖北、湖南、江苏、山东、河北等为主
所从事行业：建筑业、矿业、基建、电业等
性别：都是男性
年龄段：25-55岁
工人月平均工资：9000-13000
务工国家：沙特、尼日利亚、俄罗斯、厄瓜多尔、印尼、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坦桑尼亚、伊拉克等
海外务工工龄：2-7年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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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
权益受损类型 |
人数 |
占比 |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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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工资被拖欠超过两个月以上（最终领到的） |
42 |
84% |
|
|
2 |
工资被拖欠超过两个月以上（已经无望讨回的） |
21 |
42% |
|
|
3 |
工资被拖欠超过半年且无望讨回的（包括半年） |
6 |
12% |
|
|
4 |
疫情补助被拖欠超过三个月的（最终领到的） |
35 |
70% |
|
|
5 |
疫情补助被拖欠超过三个月的（已经无望讨回的） |
23 |
46% |
|
|
6 |
疫情几年内没有拿到任何疫情补助的 |
16 |
32% |
|
|
7 |
公司没有买基本医疗保险 |
26 |
52% |
还有多位工人不知道是不是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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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护照被无故扣押 |
32 |
64% |
|
|
9 |
工期被无理延长 |
20 |
40% |
|
|
10 |
工资没有按照合同写的发放 |
13 |
26% |
|
|
11 |
无故或者经常被不合理克扣工资 |
50 |
100% |
|
|
12 |
被公司超额罚款（没有正当理由） |
9 |
18% |
|
|
13 |
签证不合规 |
24 |
48% |
还有很多位不清楚是否合规 |
|
14 |
强制加班，没有加班费 |
27 |
54% |
|
|
15 |
遭遇明显的强迫劳动 |
22 |
44% |
|
|
16 |
工作环境恶劣，缺乏保护措施 |
19 |
38% |
|
|
17 |
在公司遭遇恶意扣押，没有人生自由 |
7 |
14% |
|
|
18 |
在公司遭遇殴打，本人亲历 |
5 |
10% |
|
|
19 |
在公司看到工友被殴打，见证者 |
12 |
24% |
|
|
20 |
工伤得不到补偿和必要的医治 |
9 |
18% |
|
|
21 |
看到其它工友因为工伤得不到医治和没有补偿 |
37 |
74% |
|
|
22 |
在公司见证工友死亡（意外死亡） |
10 |
20% |
|
|
23 |
住宿环境差，伙食恶劣 |
23 |
46% |
住宿环境差的标准是超过12人住小于30平米的宿舍，只有一个洗手间，蚊虫多，伙食恶劣指的是一顿饭菜大概在5元人民币以下，经常吃冷食。 |
|
24 |
机票没有报销（往返） |
19 |
|
|
|
25 |
机票没有报销（单程） |
27 |
54% |
|
|
26 |
机票只是报销一部分（公司报销超过50%） |
31 |
62% |
|
|
27 |
机票只是报销一部分（公司报销低于50%） |
15 |
30% |
|
|
28 |
签证费用工人自己出 |
12 |
24% |
|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海外劳工，遭遇的权益受损种类繁多，且有多种权益受损情况非常普遍，比如工伤得不到补偿、该有的补足被克扣、工资本长期拖欠、强制加班等等。
中国海外劳工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根本原因如下：
首先，中国缺少专门的监管部门，所谓的劳动局或者劳动保障部门，都是不作为的多，他们对于跨国公司基本没有任何管束。工人一旦向这些部门投诉，往往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且投诉渠道系统性不强，没有专门应对海外劳工权益保障的对接口，工人权益受损，无处投诉的事情也非常普遍。
其次，中国驻外使馆，虽然声称会保护中国公民的基本权益，但是很多中资企业在海外的中国劳工权益受损时，当这些工人向中国驻外使馆求助时，后者往往把工人推回给企业，等于工人的投诉毫无意义。只有一种情况下，使馆会一定程度上给相关公司施压，那就是当“事情闹大了”，所谓事情闹大了，就是出现极端案例后有外媒介入，或者工人集体抗议游行，导致很多社会关注，这个时候使馆碍于颜面才会插手。大多数情况下，中国海外劳工在外工作权益受损后，找中国驻外使馆，基本没有啥效果，有时候还会有反效果——比如，当使馆告知企业管理层，企业会因此“报复”员工。中国驻外使馆的领事救助部门，很多时候，都没有帮助到权益明显受损的海外劳工，他们的求助，不是被踢皮球（比如使馆会强调他们没有执法权来推诿或者让找什么“商务部”去解决），就是让工人继续和公司协商解决。
中国政府部门的不作为，监管不到位，是导致很多海外劳工权益受损得不到保障的根本原因。那些对工人苛刻的公司或者管理人员，也因为无人监管他们，没有对他们的惩戒措施，使得他们可以长期为所欲为，不断欺压底层工人。
第三，国际间法务合作的缺失，导致不少中资企业到了海外，就像到了法律真空地带，他们有的可以私设刑法，完全罔顾工人基本权利，而不被惩罚。这不止是中国这边监管缺失的问题，也包括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劳保护的薄弱，在这个方面，新加坡和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是比较好的。比如在新加坡，中国劳工权益受损，可以直接求助新加坡的劳工部，也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或者回应。但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国家，他们的外劳法律也不完善，就比较难，比如菲律宾、印尼、柬埔寨、沙特和非洲的很多国家。
第四，普法教育的缺失，很多工人在海外务工，权益受损不知道怎么维权，跟他们本人的法律意识淡薄也有很大的关系。加上中国国内的这方面的立法也是有较多不完善支出，海外劳工回国通过起诉维权成功的很少，但是在海外通过法律维权的成功案例还是有的。
中国海外劳工权益难以保障，随着中国劳工出国打工的人数增加，这个问题也更加凸显，疫情后，会有更多底层工人到各个国家打工，他们的权益保障问题应该引起更多关注。本文所列因素也仅仅是一部分主因，日后笔者会结合更多数据做更多深入有效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