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要是在国内就好办了。” 刘工说。他去年去印尼打工，从事建筑施工。有天晚上要加班，结果出了事故。“六七米深的蓄水池，本来上面有隔板，但板子没有盖上。晚上光线也不亮，没看到那个窟窿，就掉下去了。这安全隐患其实是甲方失职，也是施工单位失职。而且不管是工人自己操作失误还是安全隐患，都是工伤。”
已经在国内工地走南闯北十几年的刘工清楚，发生工伤后，他该怎么做：去医院治疗并保留诊断结果和单据。如果公司正常缴纳工伤保险，那就确保公司30天内向社保部门提出工伤认定。如果公司没缴纳保险，那自己向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严重的情况下到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伤残等级，获得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另外除了工伤待遇，通常还要借助劳动仲裁取得依法享有的停工留薪期的工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等等。如果仲裁不满意，或者公司不服，就去法院处理。
这次在印尼出事后，他第一时间联系国内劳动律师寻求建议。他知道，事故发生在海外并不代表这事没法在国内维权。浏览过往的裁判文书，能发现大量海外争议的判例。在这些案例里，用工地点在海外并没有影响到案件的裁判方式；法院依据的仍然是中国的法律，主要是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地方上的工伤待遇待遇核定表、工资支付条例等等。回国前，刘工尽可能收集了证据，从证明劳动关系的劳务合同、出勤记录、工资条、工作通知、汇款记录，到医院诊断结果，再到找到目击工伤的工友。
然而他还是遇到了麻烦。回国前，老板要求他签下的一次性私了协议。协议中，工伤被描述为工人自己下班后不慎受伤，建筑劳务公司除了支付在印尼医院的医疗费用外，同意赔偿两万元，但仅限如此，并要求刘工放弃其他赔偿。协议中写道：“本协议是甲方受伤事故的一次性最终处理协议，乙方按本协议约定履行补偿义务后，甲方保证今后不再就此事通过任何途径向乙方进行任何索赔，不再向乙方或任何相关单位或部门主张任何权利，双方别无其他纠葛，就此事故及双方解除劳务关系，双方今后均永无任何牵连。” 也是当时他得知，要工伤认定，必须获取海外的医疗证明原件，也就是说他存的照片不足以作为认定材料。“我其实是很想走法律程序解决的，但资料没有原件，而且还是印尼语言，国内根本无法申请工伤认定。如果能做成工伤认定，我打死也不会私了。” 先前，他的老板以报销为名把医疗材料都拿走了，而他所在的镍业工业园，离他就诊的城镇医院有两个小时的车程，平时中国工人无法自由进出，出门需要申请并且要有翻译陪同。他知道老板不会让他出门去医院拿医疗原件的。最后他放弃了，在私了协议上签了字按了手印。“如果在国内发生这事，赔偿达不到理想赔偿金额我绝对去劳动仲裁。就因为资料原因无法认定工伤，所以才无奈。”他认为他遇到的情况至少赔偿三十万元。
刘工的选择，也许会是很多工人的选择。不签下这个协议，至少还能拿到微薄的赔偿。然而后来事实证明，拿到医院原件并非不可能。印尼的华人志愿者了解刘工的案件后，辗转托人，经过几番波折，终于从莫罗瓦利的医院拿到了他的档案。之后刘工只需要找到经国内具有资质的公证机构翻译，就可以拿着材料进行工伤认定。然而太晚了，如今卡着他的，是当初签下的一次性私了协议。他问了很多律师，都认为有了这个私了协议，很难再争取更多的赔偿。现在刘工胳膊还伸不直，没法干重活。
而另一位工友陈姐的境况则截然不同。她在印尼骨折受伤回国后，同样打算进行工伤认定和仲裁。和刘工相似，陈姐的医疗证明都被雇主以报销为名收走了，她需要医院开具的原件。华人志愿者通过致电医院顺利帮她拿到了医院证明。事实上在印尼，获取自己的就医信息和医疗文件，是患者的权利。陈姐找到了翻译，把资料做公证翻译，并在律师的帮助下，完成工伤认定，最终通过劳动仲裁和强制执行。这个过程也非一帆风顺，前有律师失职不积极协助她提交资料，后有公司冒出来，语气强硬地声称通过强制执行她是拿不到钱的，要求她撤诉并私下解决。陈姐也动摇过，强制执行结果不可预测，她担心公司把资产转移，最终拿不到赔偿。但和公司的交涉中，她也不卑不亢，不服软，告诉公司自己能接受的底线。最终，她顺利地通过执行拿到了赔偿。
从这两个案件中，工友能获得什么样的启示呢？
首先，证据是任何法律维权的基础。从工伤认定，到法院出庭，没有一个环节是仅仅依靠口头陈述就能完成的。尽管刘工目前没能依靠法律获得正义，但他具有深刻的法律维权意识，联络律师协助他，全面收集了各类书面证据。陈姐同样如此。在证据上，最重要的就是能证明劳动/劳务关系的文件，另外还有医学材料、工资流水和出勤记录，以便日后争取工伤和经济赔偿。
其次，海外工伤回国维权的复杂情况，离不开海内外两地亲友的协助。除了在国内寻求律师援助以外，在用工所在地国家，工友也应该尽可能和本地的工友、华人和公益团体建立联系，这样的网络不单单是在意外发生时相互提供帮助，在日常中结交朋友，相互关爱和团结，也能打破地域、公司、以及劳动本身带来的孤立感。
再者，谨慎对待一次性私了协议这样的权益放弃声明。工友会问，可是人在海外，有什么拒绝的余地呢？事实上也有工友找各种理由巧妙拒签过这样的协议。不同意协议上的赔偿金额，也是合理的拒签理由。不签不让回国？不签担心被殴打？这个时候，冷静想一想自己的筹码。这个公司有哪些违规之处？这个老板是不是偷税漏税？哪些公民团体关心工人权益或者在观察这个公司的行为？如果公司不讲理没法聊，真的要把人逼到角落里，恐怕就只能搞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