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一带一路”工程（BRI）是一个覆盖全球的国际经济合作倡议，目的是在将中国与其贸易伙伴联系得更紧密，并扩大其政治影响力。 通过“一带一路”合作，中国在非洲、亚洲和欧洲建设了数百座桥梁、公路、铁路、港口和发电厂，需要大量劳动力。 这些劳动力从何而来，劳动者的基本权力又是非被保障呢？与其说一带一路工程进度的核心在国际关系，倒不如说它的真正核心其实是劳动关系。
一带一路”项目使用中国劳动力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带一路工程喜欢招聘中国劳动力呢？对于一带一路的国政府和人民来说，他们通常要求这些基建项目中增加参与国当地雇员的比例，以增加当地收入，实现劳动技能的转移。 然而，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却大量进口中国劳动力，而不是依赖当地工人。 例如，据报道，老挝的铁路和缅甸的管道都是由中国劳动力建造的。 截至2019年，官方统计约有100万中国工人在海外就业，还有许多中国公民持旅游签证或以其他非官方身份在海外工作。
脆弱的中国劳工群体：低成本，效率高，易控制， 维权无门
“一带一路”项目可能由中国劳动力建设的原因有多种。 对于高技能职位，中国企业可能认为当地劳动力市场无法满足其需求，或者可能认为转移现有员工比雇用当地人更容易。 例如，从中国进口劳动力可以让企业绕过复杂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在劳资纠纷中可能有利于当地人而不是外国跨国公司。 也有人声称中国工人的生产力比当地人更高。 例如，斯里兰卡建筑业商会主席表示，中国工人的生产力是斯里兰卡工人的四倍。 政治敏感的投资也可能涉及更多的中国劳工，特别是在项目接近尾声时，因为北京方面向企业施压，要求它们按期完成任务。这种施压对于中国劳工来说要容易有效得多。
对于低技能职位，进口中国劳动力的价值主张部分源于他们的相对脆弱性。 扣押护照、扣留工资以及隔离在公司拥有的住房中等做法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劳工骚乱造成的风险。 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经常招募此类工人，在工作条件和薪酬方面误导他们。 抵达当地后，中国工人往往发现自己无法回国。 例如，一项针对柬埔寨中国建筑工人的调查发现，百分之五十七的受访者的护照由雇主持有。 虽然不同行业、不同公司的劳工做法有所不同，但在海外中国劳工会经常遭受不人道的，违反中国管理海外劳工法规的工作待遇。
中国劳工的脆弱性还体现在他们缺乏参与各国当地工人可以使用的一些政治工具。 美国国务院报告称，中国大使馆经常对海外中国公民强迫劳动受害者提出的投诉不予回应。 在老挝的一个案例中，中国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项目时面临资金紧张，因此引进了中国工人，来取代抗议延迟支付工资的老挝当地人。 当中国工人试图向老挝的中文媒体强调他们对拖欠工资的反抗时，当地的中国大使馆压制了那些有损中国形象的报道。 当抗议最终发生时，抗议的中国工人最终被驱逐出境。
使用中国工人只是企业降低劳动力成本的策略之一。 在“一带一路”旗舰项目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中国投资者开始进口中国劳动力，以避免与代表当地工人的希腊工会打交道。 然而，中国劳工也开始抗议和罢工，最终促使项目方引进了东欧工人和其他分包商作为替代者。这些替代者也没有得到任何希腊工人工的任何保护。
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雇主认为中国人好管理。很多雇主在海外建设项目时会经历“水土不服”，特别是会在工时、工作防护和保障、拖欠及少给工资等方面受到当地工人的不满和反抗。一些当地工人组织的罢工及游行示威在一带一路项目上时有发生。因为语言不通，也没有当地的人脉联系，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中国雇主也容易碰上管理上面的困难和阻力。熟用中文，懂技术，也在中国习惯经相似种用工环境以及时有发生的欠薪少薪等情况的中国工人也就更为吃香了。毕竟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中国工人，早就在国内习惯了恶劣的劳动环境，欠薪加班更是家常便饭。他们更容易服从雇主权威，更容易接受不公的待遇，更愿意在劳动权力被侵害的情况下保持沉默。这些中国工人在国内几乎没有任何组织罢工，游行集会，反抗权威的经验。在新的陌生的环境里更容易孤立无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容易控制，好管理，不会反抗是海外中国工人对于雇主的一个重大优势。
一带一路企业招聘低技能当地工人，封锁高技能转移
调查者还发现，就算雇佣当地劳工，一带一路项目也会偏向低技能岗位，而非需要高技能的岗位。例如，在柬埔寨，“一带一路”项目估计创造了两万个就业岗位, 而这些岗位大多是低技能岗位。如此一来，中国企业通过雇用当地劳动力担任低技能岗位，大大限制了技能转移的可能性。 2019年对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中资企业的调查发现，几乎所有低技能岗位都被当地工人占据，而许多高技能职位或管理职位则留给了中国工人。
而不同的行业适合不同类型的本地化： 2015年对非洲中国企业的一项调查发现，华为、中兴等电信公司在当地的就业水平极低，而一些采矿、纺织和农业企业99%的劳动力都是当地的。 同样，在吉尔吉斯斯坦，中国电力公司特变电工有限公司几乎完全使用中国劳动力，而参与铁路和公路建设等其他基础设施项目的公司的吉尔吉斯和中国员工数量大致相当。
由此一来，过度使用中国劳动力和有限的技能转移会大大削弱“一带一路”项目对参与国的积极影响。一带一路项目在参与国的输出，不仅无法让这些国家实现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的产业升级，更是无法将高级技术和知识流向当地居民。牢牢把握高级技术的垄断正式一带一路倡导的核心。
正因为这种技术垄断，我们也不难解释为什么一带一路项目对中国劳工的依赖会引发参与国当地激烈的政治冲突： 一带一路企业招聘掌握技术的中国劳工，而非把好的工作机会给当地的工人。这让当地民众和领导人感到愤怒，有时还会引发反华抗议。 地方精英在自相残杀的冲突中利用这些抱怨，利用仇外心理和经济焦虑来批评政治对手与中国之间的利益交换。 美国和平研究所的分析显示，2006年至2016年间，至少有619名海外华工在暴力袭击中丧生。在印尼，针对中国工人的暴力袭击也时有发生，印尼政府甚至出台了新的立法来保护对中国劳工的暴力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