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替父讨薪：印尼泗水莫佐可托县某中资企业拖欠工人薪金两年，孩子迫于无奈四处求助
我不知道这篇文章写出来有没有多少实际作用，也许还是很难帮助到被拖欠工人的薪金，因为自媒体确实没有权限实名曝光任何实体（包括公司名字和法人名字），我还是希望这家公司的老板可以把欠员工的工资给发了。也许老板也遇到了难处，实在没钱，但是拖欠工资这种事情无论怎么说都是不对的，何况受害者（被欠薪者）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当然，这其中也有可能还有其它因素，笔者仅仅是先将求助者所述公之于众（隐藏个人隐私），是否完全属实，读者可自行判断。笔者仅是尽力而为。求助的孩子是一位在校大二学生，我相信不是迫于无奈，他不会为了讨到父亲的工资四处求助。以下是这位工人的孩子于2025年3月22日发给笔者的邮件，略作删改：您好 ，王老师。我父亲是中国人，在印尼泗水莫佐可托县某盛公司中国企业上班，老板现在已经拖欠我父亲两年多的工资，我父亲多次问老板索要工资老板一次也不回信息（请看下图截图）。我还是在校大二学生，我父亲开学问老板索要他的工资老板从来没有回复我父亲的信息，我是单亲家庭，我父亲还承担家中两位老人的抚养义务，两位老人身体特别不好每个月都要去医院复查开药，最近我父亲在家里干活发生意外，不幸他把脚筋弄断，他再次问老板索要工资老板还是不回复我父亲，并且没有支付我父亲的所有工资。恳请有关各方为我父亲拿回属于他的工资，但是我父亲没有签工作合同，只有两年的工作签证，目前我父亲已经回国两年多了，有一张老板欠工资的表，恳求相关方为我父亲拿回属于他的工资！谢谢，被欠薪者的儿子讨要薪水没有回复的部分聊天记录：拖欠薪金的工资单：被欠薪金的工人伤病住院的图片：
补充资讯如下：
- 受害者（被欠薪者）名屈某，47岁，祖籍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
- 拖欠薪金李姓老板，广东汕头市潮南区人，年龄34岁，系某盛公司法人，手机号码：0822*****777，公司位于泗水莫佐克托县；
- 受害者印尼工作时间：2021年3月份至2023年4月份，一开始一共拖欠屈某工资94361元人民币，后来给了52000元，还剩下42361元没有给屈某；
- 受害者孩子有给其它一些部门发过邮件，尚未得到答复；
- 受害者孩子还提供了老板的更多个人信息，包括微信号、电话号码等，还有受害者本人的签证截图，不宜公开；
被欠薪者要求无他，就是希望老板可以把拖欠的余款尽快给到他，以缓解其目前面临的各方面困境。非常感谢能够提供协助的任何单位或个人！
编者注：由于所有信息来自求助者单方面，笔者难以核实每个细节，特此说明。另外，笔者对拖欠工人工资的这位老板，也毫无恶意，如若这位工人孩子所述完全属实，唯望其可以设法把该给工人的工资给了，不要给中资企业丢脸，仅此。如果本文报道有失实之处，可以私信笔者并提供详实的证据，以决定是否删文。望在印尼的所有老板和员工都可以善始善终，莫要拖欠工人的血汗钱，大家都不容易！印尼华人互助团尽力帮助在印尼遇到困难的同胞，虽然能力非常有限，不能承诺一定会帮助到谁，只是尽力而为。欢迎大家加入华人互助群，求助可以发邮箱：wongwenhaha@gmail.com
王汉卿
本文从起点、蓬勃、瓶颈、企业方向、个人方向、领导风险六个方面来对国际工程进行详细阐述分析，中国海外工程不可避免的进入收缩阶段。这期间首当其冲的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受害者是本已处于“囚笼”中的中国海外工人，已是几乎全年无休的中国工人，能否按时足额的领取工资已成显性问题。
最近看到网络上很多人都在说，到谁能渡过国际工程的寒冬。我窃以为，这是一个没有开春的冬季，是要在寒冬中继续挣扎，看到同类不断死去，直到烈火重生的过程。
作为工程类央国企国际业务的中层，长期驻扎前方，在过去的一年已经由“春江水暖鸭先知”的玩笑转向了“黄河冰合鱼龙死，三尺木皮断纹理”的残酷现实。
从“走出去”到“一带一路”，国际工程业务经历了近25年的高速发展，也是不可避免的重复前人的发展路径，进入了收缩阶段。收缩并不意味着死亡，也许是重生，但是企业如果无法认清，逆势而行，最起码是要吃大亏的。
一、中国国际工程承包业务的起点
我国早期所谓的“国际工程”，主要是政治性的援助。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就对朝鲜、越南等战争中的兄弟国家进行援助，直到战后重建的支持，协助两国政府建设和修复铁路，水坝、建筑等。在此阶段施工单位主要是军队工程部队，尚未形成企业为主体的行为。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大力发展经济。一方面是资金、技术、设备的引进，一方面是出口的需要，1978年成立了四家窗口型对外公司，包括中建、中土、中国路桥、中国成套，开始了企业走出去的起点。
在1983年左右，各省为了对外开展经贸活动，扩展国际业务渠道，赚取外汇收入，大部分也成立了省级的外经贸单位，对外贸易和承包工程。
此时的国际业务大部分是政策性的，根据国家的需要而对应开展，加上断断续续的的援建项目，国内其他工程企业只能在这些个有“执照”的窗口公司下面进行分包，这个阶段很少有亏损之说。
我认为这是中国企业国际工程的起点，而在此阶段工作过的国际人员，大部分应该是已经到了临退休之际。
二、中国国际工程承包业务的蓬勃
1993年，中美两国最高领导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举行会晤，标志着美国自1989年以来对中国制裁的全面结束。而正是从这年开始，国际业务有审批逐渐的向备案进行过渡，各大央国企和省属企业逐渐的获得对外经营权，此时是国际承包业务蓬勃的开始。
1998年国企改革，城镇下岗职工超过3600万人，失业率占劳动总人数的15.6%。而GDP增长率从1997年的8.8%到1998年的7.8%，再到1999年的7.1%，国内面临巨大的发展压力，而此时中国国际工程承包迅速增长，给中国的发展带来的希望。
2000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在向中央政治局通报“三讲”讲话中，首次把“走出去”战略上升到“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的高度。而此时走出去的人员均为各单位精挑细选，到如今如果还在公司的话，大部分是元老级别了。
2000年是中国国际承包业务蓬勃的发力，而2002年中国对印尼的4亿美元优惠条件贷款定义为优惠出口买方信贷以后，拉开了中国资金带动中国承包商的跨步发展，而此刻主要受益对象必须是央国企。
此时企业忽然发现不需要竞标了，可以提前创造项目了，项目利润大大提高，风险几乎没有。大胆的企业开始在各国进行项目的签约，哪怕花个3-5年去申请两优资金。
2005年后，大家发现很多国家急需资金，排队等待两优时间过长且额度不足，业主寻找中国承包商进行快速融资，可以提高利率，此时商务型的EPC+F进场了。
2013年又增加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支持，令国际承包市场变成了疯狂的盛筵，各家央国企承包商不断提出国际有限战略。
商贷的魔鬼造就了中国国际承包市场近20年的繁荣，“民主”国家执政党疯狂上马项目，各承包商不计后果的签约，银行系统放松性的审批。
终于在2020年，非洲赞比亚第一个爆出债务危机，要求纾解，此时中国金融机构恍然大悟—债务暴雷了。接下来，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等，终于，一个时代结束了。
应该说在2005年左右从事国际业务的人员是赶上了黄金时期，业务不断增长，利润不断增长，工资奖金不断增长，更重要的是中国房价还没有起来。
这个阶段更像是坐在电梯里跳跃，每个人都觉得是自己跳的高，其实电梯的上升是决定的根本。(所以大家不要妄自菲薄，要去魅)
三、中国国际工程承包业务瓶颈分析
1.首先是资金的短缺，尤其是中国资金的短缺。不得不承认的一点，虽然海外中国海外承包市场蓬勃发展20年，但作为中国走出去的主体—各大建筑类央国企，主要利润来源仍然是依靠中国资金项目，竞标类项目普遍亏损严重。
因此中国资金的短缺就注定了业务的萎缩，而且这个趋势是不可逆的，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国际承包商会经历二次扩张。
从国际工程承包的鼻祖欧美，到二梯队日韩台，然后再到中国，后面也会有越南、印度等。应该说国家的资金找到了更好的出路，或者说有了更优的流出方向。欧美资金当年抛弃国际承包市场后进入了金融和制造，日韩进入了制造业比重更多点，中国应该也是很难避免这个方向。
总之，国家不需要国际承包来消纳中国资金了（况且地主家也没余粮）。
2.技术瓶颈限制。1984年，中国第一个采用世行资金国际招标的项目—鲁布革水电站实施，鲁布革水电站震惊了中国工程领域，原来项目实施还可以有这么先进的管理模式。
此后中国施工单位进行学习，改革，直到90年代，徒弟终于超越了师傅。后来出于多方面考虑，中国工程领域逐步抛弃国际合同模板，制定中国标准规范，保护了国内市场，国际承包商也慢慢淡出了中国，
幸运的是此项措施的确造就了国内工程企业蓬勃的发展，但是建设起来的藩篱保护了自己也隔绝了世界。中国的工程企业，尤其是设计企业，应该说和国际有一定的脱节，大部分走出去后需要找当地公司再转换一遍成果，虽然说结果是一样的。
同时中国快速化、大型化、工厂化的项目组织模式，不太适应国际小型项目的实施，管理承包太高。在中国资金主导阶段，很多承包商要求所在国接受中国标准，但是当你没有钱的时候，只能服从业主锁定的技术标准了。
3.后来国际承包商及属地企业崛起。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是首先伴随着基础建设开始，本地承包商顺其自然的从无到有的产生。
先是跟着国际承包商做分包，然后做联营体，最后自己主导。
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主动来推动的。也就是说，属地的要回归到属地能做的企业中，这个也是不可逆的。
后来的国际承包商当然会空间比之前的国际承包商减小，但是仍然有机会蚕食前辈的份额。
中国国际承包商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项目管理制度，风险把控制度，合规制度。所有的制度的建立，都是建立在失败的案例上，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兄弟单位的，我相信不太会有凭空捏造的制度。制度的完善是在规避风险，但必然导致成本的增高。这就给了后来的国际承包商提供机会，刚走出来的企业一般都比较激进，因为毕竟没有拥有，也没有什么好失去的。
四、中国国际承包的发展方向
1.回归主业
在2005年之后，各大建筑类央企在外的宣传已经开始跨行业，只要是施工类的都能做。因为在此时，背靠着中国资金，业主对业绩的审查也不会深究，毕竟是你承包商自己找的资金。承包商不会做，拿到后找专业的分包商，把自己当作窗口单位来用。
但是等到真正国际竞标的阶段，劣势就会凸显出来，非本专业的项目，公司本身的技术储备是不满足的，投标要么是激进，要么是保守。
等公司多出几个类似风险，不可避免的，从决策上，管理层会逐渐的偏向做主业项目。做铁路的去做铁路，做码头的去做码头，做水电的去做水电。
在现阶段，能够保持的优势也只有自己的主业了，如果主业都竞争不过，那么建议完全退出国际市场，回本地做政府保护项目。
2.有钱的适当投资
中国国际工程企业提投资建营应该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总结下来呢，真正做的企业不多，做了的企业，成功的不多。为什么在西方国际承包商已经给我们打了样子的转型，我们自己却是做的失败呢？
作为国际承包商，在本国外做投资本身是要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中资企业的投资又偏向于较高的回报率和较好的合同条件，能够不计后果给予任何合同条件的国家，那么同样存在不按照合同履约的风险。特别是需要当地政府承担付款义务的项目，往往存在巨大的风险。
因此投资的方向选择比较重要，政治经济稳定应该作为第一位，然后再是回报率。
国有企业的投资方向受政治影响较为严重，容易形成政治性项目，不管是国家政治性还是企业政治性，都会影响企业的决策。进一步来讲，政治性项目不允许失败，在面临风险的时候，很难以商业行为去采取有效措施。无论是高收益，或者亏本的买卖，都不可持续，追求合理的利润是长期发展的硬道理。
适当的投资应该关注国别政治经济的稳定性、项目的自身经济性，在全球同类项目中的优越性，在本国同类项目中类比的优越性。比如说能源类项目，电价要低于本国同类项目的平均电价；矿业类项目，资源优于全球同类资源的品位和开采价格，确保经历低谷的时候，别人能够先停产，那么就是胜利。
3.重点布局国家需要，需要的国家和需要的产业
作为建筑类央国企的国际后半场，选择远远大于努力。
考虑国际形势的变局，对于中国需要的国家是需要重点布局的，在此类国家仍然能够享受一定的正式偏向红利。
国家需要的产业绝对不是国外的基础设施，而应该是国外的资源，细化来说就是矿业资源，围绕中国需要的资源进行上下游产业布局才能够从各层面得到支持。因此，矿业的上下游应该是各企业延伸的重点。
4.不会形成本国队伍的国家和本土承包商不会发展的领域
随着各个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不可避免的会形成本地承包商的崛起。无论从所在国政策支持，还是说资源关系上来讲，国际承包商都不占据优势。因此选择国别和行业的时候，需要重点调研该国本地承包商的优势。避免本地承包商成熟的市场，放弃技术门栏底的市场，类似一般的公路、房建、光伏，将会是首先放弃的行业。
特殊行业会是一个持续的国际承包方向，比如说大型国际机场、大型水电站、核电站、冶炼厂。此类项目较难在一个国家持续出现，因此本地企业也不会去发展自己的大型特殊工程承包能力。
有些小的国家，项目本身不多，国家经济条件不允许，以国际援助和贷款为主。此类小国家也是可以长期耕耘的。但是这类市场也会逐渐被后发的国际的也可以说是中国的私人企业逐渐占领。
五、建筑央国企国际人员的发展方向
1.技术人员要横向发展，语言很重要，后续转咨询。
习惯了做大型项目，央国企在组织中会对部门和专业进行较详细的划分。做土建的可能永远不会接触机电，技术口的永远不会接触商务。
如果说你是在我4.4所说的特殊行业里，那么恭喜你，可以持续不变。但是如果是在技术门槛不是那么高的行业，务必要跨部门跨专业锻炼，在你的行业被后进国际承包商或者中国私企所替代的时候，综合能力会是一项考察重点。
央国企建筑企业虽然在国际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但是普遍性的技术人员英语（或者企业国际语言）水平有限，大部分是仅限于本专业的一些交流。一旦离开现有的央国企施工体系，综合的语言水平会是你的竞争力核心之一。
从欧美承包商、到日韩台、到中国，然后后续的印度、越南，一波一波的海浪被拍在沙滩上。要看下前辈都去哪里了，如果没有离开国际承包，那么大部分是转项目管理咨询服务了，我也不认为我们能够避免这个发展规律。
2.市场人员提高自身能力，做一个国别要拥有核心资源。
市场人员的自身价值，完全取决于自己当地关系网的稳固性，利益共同体的牢固性。把握这个核心资源，市场人员是较难失业的。说白了就是做销售，哪家公司都会要销售。但是如果你在本公司销售做的都不好的话，认真分析下是公司不行还是自己不行。
3.国内管理人员发展方向
国际工程的国内管理人员，最担忧的是中层以下人员，在央国企的制度中忙于安排会议和接待，一旦业务大规模下滑，可能先裁撤或者转岗的也是这批人员。中高层人员如果不想冒风险，是可以安稳到退休的，只能说收入可能会降低，央国企裁员一般很难裁撤到中层，但是也只是说一般。收入的减少，也会倒逼人员的主动离开。对于国内管理高层，这个永远是不用担心的。
4.个人看好的后续海外发展机会。
我个人建议的后续发展方向为矿山相关企业，有技术围墙的类似央国企，设备制造企业，私人承包企业。
六、国企几点风险的提示
1.年轻领导的风险
国家一直在推动干部年轻化，如今很多央国企二级企业负责人普遍进入了80年代。年轻领导上台一般都会锐意改革，定目标，定调子。在市场扩张的年代，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此时发展的步伐掩盖了过程的缺陷，因为市场给予了更大的容错空间。
现在国内市场疲软下滑，更会激起年轻领导走出去的决心。但是这两年我看到了太多为了领导目标而布市场，为了任务而签项目的案例。市场的变化为能成功传递到决策层，执行人员为了自己利益而隐瞒风险，最后极有可能把企业拖入万劫不复的地步。此时反而是前方执行人员风险是最低的，因为哪怕是辞退，也是最大的收益。
2.公司主要领导任期的风险
后续的国际工程，更是需要长期久远规划，并且要团结一心坚持走下去。但央国企的任期制度注定了大部分领导在业绩考核压力下，难以做到牺牲本届利益而为后继者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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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演员王星和模特杨泽琪在泰国被诱骗至缅甸从事电信诈骗的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东南亚诈骗园区恶名昭彰、人尽皆知，但竟连公众人物都成为目标，两起事件还接连发生，更是激起公众舆论浪潮。
泰国作为极度仰赖观光业的国家，声誉受到严重影响，潜在观光客对其望之却步。而东南亚的缅甸、柬埔寨等国家，甚至中东的阿联酋，也都成为让人闻之色变的目的地。
许多人听到亲朋好友要前往这些国家，直接便联想到是不是被骗了？并少不了一阵劝。公众从原本忧虑成为电信诈骗的被骗对象，“更上一层楼”，担心掉入陷阱，被迫成为施行诈骗的骗子，沦为俗称的”猪仔”。
拐骗中国人到国外从事诈骗的常见手法包括：
- 工作机会诱骗：通过网络发布高薪招聘信息，通常声称提供“无门槛、高薪、包吃住”的海外工作机会，特别是在演艺、客服、翻译、销售、投资顾问等行业，吸引目标群体。
这些虚假的工作机会通常工资远高于市场水平，如每月数千至上万美元，且工作要求模糊，只需基本语言能力或无经验要求。有些会提供免费机票和签证，甚至预付部分薪资。
- 爱情骗局：犯罪分子通过社交软件（如微信、抖音、Facebook、Tinder）上伪装为异性，通过甜言蜜语与受害者建立“感情”，在建立信任后，提出邀请受害者到东南亚“见面”或一起“发展事业”。
这类犯罪分子利用假照片，包装成有经济实力、相貌出众的成功人士。 并强调感情，利用受害者的孤独或情感需求。
- 投资合作诱骗：犯罪分子伪装成企业家、商人或投资顾问，通过网络联系受害者。提议一起参与“高回报”项目，需到东南亚与“团队”会面。
这类诈骗以短期高回报为诱饵，声称只需小额投资即可赚大钱。承诺机会有限，需尽快到场。
- 家庭成员或熟人引诱：犯罪集团通过已经被控制的受害者，向其家人或朋友进行“连环邀请”。被控制的受害者被迫假装生活良好，向亲友宣传“高薪工作机会”。
这类诈骗手法因为是利用熟人推荐，更容易取得信任，叫人防不胜防。人际关系网络成为犯罪集团扩大诱骗范围的工具。
- 旅游诱骗：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的旅游套餐，目标国家多为东南亚（如泰国、柬埔寨、缅甸）。到达目的地后，以各种理由限制受害者自由。
这些旅游项目看似正规，但目的地可能是诈骗园区附近。 受害者到达后被告知需“偿还费用”，被迫工作。
- 假活动或比赛邀请：以艺术比赛、选角试镜或职业培训为幌子，邀请受害者参加海外活动。提供免费机票和住宿，伪装成正规活动。
犯罪分子会提供看似合法的活动背景或主办方信息。到达目的地后，以活动突然取消等借口，将受害者强制带往园区。
这些犯罪团伙通常会将受害者绑架至缅甸的诈骗园区，进行所谓的“培训”，让他们学习如何实施诈骗。受害者的身份证件和通讯设备通常在入境后被没收，导致他们无法求助。
被迫从事诈骗受害者通常面临严酷的条件和暴力威胁，每天工作长达14至17小时，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且收入微薄。如果未能达到业绩目标或试图逃脱，这些受害者可能会遭到严重惩罚，包括殴打、精神控制和其他形式的虐待，女性可能会受到性暴力对待。
有些人甚至可能被送往所谓的“公海医疗船”，成为器官贩卖的对象。这些医疗船常位于边界或公海地区，避开执法部门的追踪和检查，表面上声称提供医疗服务，但实际上是进行非法器官交易的场所。 器官如心脏、肝脏、肾脏等被明码标价，并以高价出售。
这次事件中的王星和杨泽琪虽不是家喻户晓的一线明星，但毕竟是公众人物，且事涉中、泰、缅三国，引发国际关注。
王星通过微信群收到赴泰国参与选角的邀请，决定前往泰国了解工作详情。2024年12月30日，王星从中国出发前往泰国曼谷。抵达泰国后，王星被带至泰缅边境地区，随后失去联系。后在家人和媒体的呼吁下，泰国警方与缅甸方面合作，于2025年1月7日成功解救王星。
目前仍未获救的25岁中国模特杨泽琪也是被同样手段诱骗，先是通过线上试戏，并收到前往泰国的工作邀请。杨泽琪於2024年12月20日前往泰国，与剧组汇合后被带至泰缅边境地区。12月21日，杨泽琪向朋友发出求救信息后失联。12月29日，他曾与母亲视频通话，状态异常，眼角有明显伤痕，随后再次失联。家人通过社交平台求助，泰国警方已开始调查此案。
两人均通过线上渠道收到海外工作邀请，抵达泰国后被带至泰缅边境地区，随后失联。两起事件均涉及受害者通过社交媒体或微信群获取虚假的工作机会，受骗后前往泰国参与拍摄工作。
王星和杨泽琪都是被本名颜文磊，微信账号“颜十六”的中国男子以拍戏为幌子诱骗，有演艺行业经验的颜十六熟悉演员招聘及剧组工作流程，名下并登记有演艺公司，以假乱真、真假交错，让名气不大、资源不多的小明星难以防备。
说来悲哀，在数不清的诈骗事件中，大都是中国人坑中国人，无怪乎在海外的华人常告诫要警惕其他同胞。这些不法份子利用同胞间的信任感和文化相似性，设计更具针对性的骗局，受害者主要是中国及其他华语地区的人群。
犯罪分子利用共同的语言、文化背景，更容易与受害者建立信任和沟通，设计更有针对性的诈骗手法。许多诈骗活动亦利用“熟人关系链”，通过朋友或亲戚推荐，从而降低受害者的警惕性。中国同胞对中国人的心理、习惯、偏好更为了解，能够设计出针对性更强的手段精准诈骗，比如假冒国内银行、政府机构、招聘信息等。
然而，为何这些电诈园区臭名远播，前往的人仍不计其数？除了被骗去的受害者以外，也不乏为了挣钱而自愿前往的。有钞票就有送上门的羊，使诈骗这颗横跨国际的大毒瘤难以根除。
除了最知名的缅甸、柬埔寨、泰国以外，东南亚国家的菲律宾、老挝、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乃至东北亚的韩国、中东的阿联酋和土耳其，都是诈骗园区盘踞的地点，产业扩张之大之泛滥，令人咋舌。
诈骗手法与时俱进，令人防不胜防，即使是高学历、高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都有可能落入陷阱。因此针对诈骗行为的教育和宣传非常关键。学校、社会团体及媒体都应该担起责任，利用多种渠道向公众普及如何辨识诈骗的技巧以避开潜在的陷阱，及如何在遭遇可疑情况时进行警觉和反应。
对于已经成为受害者的人群，提供必要的心理辅导和法律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许多受害者在经历过诈骗后，可能因为恐惧和羞愧感而不敢公开自己的遭遇。社会应该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让受害者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分享他们的经历，从而使更多人得以受益于这些警示。
当然，政府与执法机构也应加强打诈力度，并建立跨国合作机制，联手打击跨境诈骗。
观光形象一落千丈的泰国，也亟欲挽回声誉，强调会保证游客安全，希望急冻的观光业回温。泰国警察推出面向游客的手机软件”Thailand Tourist Police”，选择中文介面，登录后可以按下求救键直接报警，或以短信求救。
既然世界不是时刻善良，善良的人们就多长点心吧。
缅甸上一次引起国际视野关注的是致力消除暴力文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主政时代，2021年2月1日，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并拘留昂山素季，缅甸从此不再有《Freedom from Fear》。
2025年1月因演员王星事件，缅甸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关注，此刻的缅甸已是遍布诈骗园区的地狱。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是缅甸军阀割据造成的法律缺失，出入便捷的泰国成为最佳中转枢纽，泰国和缅甸华人的积极参与（泰国华人打通移民局、警察局和边防军，缅甸华人打通地区武装保护的门路）。加上近几年中国经济收缩，中小企业大量倒闭，青年就业难，以及高达840万庞大的被执行失信人数量。这些因素促使缅甸妙瓦底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从而迅速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贩卖、强迫劳动的诈骗中心。名气最大的KK园区几年间已经扩建四期，吸引上百家诈骗公司入住。而且园区还率先把AI变声、变外表和即时翻译的新技术用在诈骗上，为了防止泰国对园区断电断网，园区甚至都已用上SpaceX星链技术，保障网络时时在线。
具备了以上基础条件后，资本或吸引、或诱导、或强迫3类人开始在妙瓦底从事诈骗相关工作，一是走投无路想一夜暴富的人群。每周26班次由曼谷飞往与妙瓦底一河之隔的湄索市的航班上除了少数白人传教士外都是准备渡河去妙瓦底的中国人，这个航线也被当地人戏称“诈骗专机”。这也与泰国警方统计相符，即每年有7万，平均每天200名中国人从泰国到缅甸的妙瓦底镇。二是被以高薪招聘、高佣金代购奢侈品或药品的形式骗过来的，这类人可以能从陆路偷渡或持护照飞到曼谷。三是真正被拐卖强制带到妙瓦底的受害者，比如流传较多的公司组织出国旅游，这类人最惨，也最不易脱身。
2024年9月，从妙瓦底园区逃出的阿浩联系到我们，他被虚假招聘骗到园区，历经3个月磨难到近乎绝望之时，幸运地逃出园区。阿浩的经历让我们管中窥豹，了解诈骗园区部分运营方式。
“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投机取巧、不择手段的人就多了。” 今年30多岁的阿浩是个资深海员，在船上负责机工方面的工作。走南闯北飘洋过海的他阅历丰富，眼光更犀利，对社会问题也比一般人了解更深刻。然而社会经验如此丰富的他居然也被骗到诈骗园区，就算阿浩见过不少大风大浪，但在诈骗园区的4个月经历，让他至今心有余悸。
2024年4月，在河北老家休假的阿浩接到船东通知，说合作公司出了问题，短时间内没出船的计划，让大家继续等。海员休假是没有工钱的，必须找其他船出海。事情就那么巧，刚好就在网上看到一家船务公司在招人，递交材料网络面试一系列过程很顺利，对方当即宣布聘用，要求即刻上岗准备出海，因为是远洋航行，工资还比之前的船东给的略高一点。阿浩只觉得是自己船务经验丰富才这么抢手，殊不知此时已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
船务公司通知阿浩说货轮现在曼谷东码头停靠，已给他订好机票，要求他马上去曼谷上船。来不及多想，阿浩按照要求飞去曼谷，走出素万纳普机场后联系上船务公司的接机人员就准备奔赴码头。上车后司机说还要接其他海员，顺便购买烟酒等物资之后再吃饭上船，给他两瓶水一个三明治先垫着。看来所有国家海员都一样，出发前都是拼命采购物资以供远洋航行消遣，一切都按部就班合情合理的进行着。长途飞行加上曼谷雨季湿热的天气，阿浩吃完东西后就疲惫的睡着了。等他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被两个人拖上一条小船，这就是个内河道，明显不是上货轮的驳船。还没等他询问，小船已停靠河对岸，阿浩迷迷糊糊的就被两人架着走向岸边的一个类似度假酒店的建筑群里。
阿浩随后得知自己被所谓的船东骗了，原来他们假借招聘名义将他骗到曼谷再转卖到与泰国接壤 的缅甸妙瓦底。妙瓦底本是绿宝石之意，可如今这成了人口贩卖和网络诈骗的罪恶之地。这几年国内各种反诈骗宣传铺天盖地，阿浩不以为意，总觉得自己不接骗子电话，不给陌生人转账什么的就完全与诈骗无关。可突然间，自己竟然坠入最臭名昭著的诈骗园区里，明明昨天还在和家人亲戚聚餐做出海前的例行聚会。这一突变是无论如何都未曾预料过的。
还没反应过来的阿浩被扔进一个空房间地上，接着进来两个人，首先是搜身，把阿浩的手机和护照等证件没收了。阿浩知道此时争辩反抗都无意义，就静静的等对方发落。带头的40岁左右，用不标准的福建普通话笑着对阿浩说：看来你也是明事理的人，那我们就直接说吧，我花10万块钱买的你，你现在是我公司的人了，你要为我工作还账。
阿浩明白自己的处境，一句话没说，甚至于没有争取要回手机给家里发个信息。之后就被带到宿舍区，学习公司条例，接着是发放被子等生活用品，安排宿舍。吃完晚饭后被带到了楼上的公司上班，首先就是宣读公司规矩，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总之就是各种惩罚条例，感觉比监狱还要严苛。此时阿浩一门心思只想着如何好好表现以让公司放松警惕，然后伺机逃出园区。
阿浩被分配到投资项目组，这类似于杀猪盘，就是先找有钱的目标客户，以交友恋爱的方式一步步引导对方投资理财或买卖虚拟货币，小组里9个人，每天开工前组长带大家开会，做所谓的头脑风暴，每个人都要设计出一个针对可能目标客户的诱导方案，这让本就耿直正派的阿浩非常反感。然而没有其他选择，不工作会被暴打或关狗笼等惩罚，甚至于转卖其他公司，做了但没业绩也会挨打，最初阿浩一个月没开单，几乎天天挨组长耳光。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从未被打，甚至被骂都很少。然而这里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公司使得他成了异类。为此也更坚定准备逃出园区的信念。
经过观察阿浩发现自己所处的园区距离河边只有二、三十米左右，跨过莫艾河就是泰国，平缓的河水对于海员出身的阿浩完全不是问题，难点在于如何出园区。园区周围都是3米以上带铁丝网的高墙，而且随时有人巡查，一个人想翻墙出去不被发现几乎是不可能，只有另想其他办法。有机会时阿浩就在园区里逛，想寻找合适的伙伴一起商量如何逃出这人间炼狱。园区里有很多公司，也有小卖部、KTV等可以消遣的地方，偶尔还能看到一些外国面孔，据说是斯里兰卡或巴基斯坦人，也听说有本地华人主动把自己卖到园区工作的。当然这里主要还是中国人，有被朋友骗来的，有从其他园区卖过来的。有人是说来走私带货被骗到园区，很多人误信网上所谓的人肉走私带药、或带手表等奢侈品而被骗。20多岁的年轻人占多数，像阿浩这样30多岁的很少，敢谈论逃跑的更少。
因没有业绩，阿浩三个月内被转卖两次。每家公司套路基本差不多，就是处罚的轻重不同而已，因为打字慢，英语也差，不能做外国人的“杀猪盘”，进入不了更高端的诈骗小组，而中国国内因为反诈宣传多，阿浩这种平时说谎都脸红的人自然就很难出业绩了。但阿浩平时假装工作积极，对组长态度也好，也因此被关“小黑屋”和挨打次数较少。
在园区里，阿浩认识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受害者小刘，小刘和他情况差不多，本来他是在柬埔寨一个一带一路援建工地工作的，但听信了其他工友的鼓动，说泰国工资更高，工作条件更好而被骗到这与泰国一河之隔的妙瓦底诈骗园区。小刘说他已来园区半年多了，早已放弃逃出去的想法，因为被抓回来肯定是暴打，甚至于小命不保。他说公司的老板答应小刘，帮公司赚够100万就可以赎身。对于身处诈骗园区的处境，小刘也不以为然，说他之前在柬埔寨工作的工地是个大工业园，也不能出厂区，建筑工作还特别辛苦，而这里算是所谓的智慧园区，相对还轻松些。在这里小刘时常还能以打游戏来增进与诈骗目标的关系，除了暂时不能回国，其他都还好。园区很多人和小刘一样都如此认命了，都明白就算联系到家人交赎金也不一定能走出园区。
7月的一天，阿浩因业绩不好，被暴打一顿后再次被转卖，本园区的公司不愿接收，只有转卖到其他园区。这是三个多月来阿浩第一次出园区，刚好是在缅甸的雨季，恰巧转运途中下着暴雨，又是夜晚，而且因为停电，各个园区的发电机声音持续不断，这是他为数不多的逃跑机会。车子刚驶出园区几百米，阿浩当机立断拼命打开门，趁押送人员还没反应过来时就冲向河边方向，迅速游过河到达泰国之后也不敢停下，继续向远离岸边的方向跑去。在雨夜里跌跌撞撞的走了大半夜，终于在天亮之时找到一个小镇的像是镇政府之类的机构求助。之后就是泰方收监和找大使馆求助办理回国证件，最终在8月初回到河北老家。
经过这趟泰国缅甸两国死里逃生的经历，阿浩觉得自己虽然是侥幸的幸运者，但依旧会时常反思自己为何会遭遇这一劫难：“很显然，上当受骗进入园区的大多数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正是因为缺少工作机会，才容易被诈骗分子利用而进入圈套。这是国家经济出了问题，工业品生产过剩就要满世界的倾销，而劳动力过剩找不到出路时，那诈骗园区就成了社会问题的卸压池。这些人既是受害者，也容易变成施加危害的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