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深秋，揣着省吃俭用攒下的八千欧元”劳务费”，我落地东欧某国。中介在机场举的接机牌写着”正规电子厂招工”，却没人告诉我合同上的公章来自一家早已注销的空壳公司。
宿舍是废弃仓库改造的六人间，铁架床锈迹斑斑。开工第三天，主管突然要求所有人摘下工牌。”系统升级。”他笑着解释，却在深夜带警察突袭查房。没有工牌的我被当成”非法滞留者”扣押，同屋的老张因试图争辩被按倒在地。凌晨三点，我们被扔在边境公路旁，身后是工厂刺目的探照灯。
辗转找到新”雇主”时，我学会了不问合同。在汽配厂流水线上，计时器永远比电子表快2小时。所谓”包食宿”是漏雨的集装箱和发霉的面包，”加班费”则藏在主管的口头禅里：”自愿加班才能学技术”。最忙的圣诞季，我连续工作22小时组装车灯，换来的工资被克扣掉”设备损耗费””管理费”，最终只剩80欧元——刚够买两盒退烧药，因为低温车间里90%的人都在咳嗽发烧。
当我在零下仓库清点冻僵的手指时，终于拨通使馆领保电话。但翻译软件传来的回复像盆冰水：”需提供劳动合同原件及完税证明”。可我们的”合同”是废纸，工资现金支付不留痕。后来才知道，当地警方与某些中介有默契——只要不闹出人命，黑工就是”不存在的人”。
转机出现在遇见波兰厨师马里奥。这个总把”上帝看着我们”挂在嘴边的老人，偷偷拍下我们工作的视频。通过他的教会网络，二十七个中国工人得以联系上公益律师。回程飞机上，我捏着赔偿金买的第一张正规机票，看舷窗外的云层裂开金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