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巴勒斯坦的聲援和對以色列的抨擊，甚至也與過往中文社交媒體對塔利班重掌阿富汗政權的輿論走向有趨同性，表現為反帝主義的亞非拉大團結敘事。在中美關係緊張的當下，在這種簡化了的世界圖景中，被西方夾擊的中國自然需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夥伴，而巴勒斯坦和阿富汗同樣是遭受帝國主義和（美）西方勢力干預而變得落後、不自主的弱國…如此一來，人們在「巴以」問題上的站隊，很容易變成愛國與舔美的區分，因為這種弱者反抗的敘事模式，更容易引發國內普通民衆的共情。”
“在哈馬斯突襲以色列之後，直至今天中文世界裏依然存在着大量抨擊哈馬斯（和阿拉伯國家）、支持以色列的觀點。這些言論大多來自中文語境的自由派和右派，他們承接着西方主流媒體敘事，認同普世價值，因而第一時間對哈馬斯的恐怖襲擊行為予以譴責，並且將以色列視作中東諸國中較為文明的那一個。[…] 自由派或「反賊」們試圖建構起的中西之爭，實際上卻也折射出另外兩層右翼意識形態光譜。其一，這種敘事背後實際上是一種文明優劣論，即將與西方文明更加親近的、經濟實力也更加出色的以色列，視作是中東的模範國度，而巴勒斯坦及其他中東阿拉伯國家，則因為文明落後，或導致積貧積弱，或遍布人道主義危機。這種文明優劣也嫁接和延續了俄烏戰爭以來自由派和粉紅之間的言論對立，支持俄羅斯和巴勒斯坦被視作一個新版本的「邪惡軸心」，而支持烏克蘭和以色列也不像前面提到的那張座標圖一樣被認為是單純的親美，而是認為是與文明與普世價值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