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1 万人去哪儿了

中国建筑工人转身，前往的一带一路矿场

国家统计局 2026 年 5 月发布的《2025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里，有一组数字此前并不显眼——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2021 年是 5,557.69 万人，2025 年是 4,155.87 万人。四年间，消失了 1,401.82 万人。这个数字接近上海的全部常住人口。

在这四年里，他们没有从这个国家的版图上消失。但他们离开了曾经的工地——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曾经赖以谋生的工地，已经不在了。他们去了哪里？这个问题比表面看起来更难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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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初冬，江西人老陈在长沙的一处工地干完最后一天活。包工头当着十几个工人的面摊开手——”老板说工程款还没结下来，先欠着。”

老陈在建筑工地干了 22 年。从砖瓦工干到混凝土工，再到模板工，他的右手食指因为多年敲钉子已经轻度变形。他知道”欠着”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通常意味着春节回不去家、或者回家了再也找不到这个老板。但 2025 年的冬天，老陈面对的不只是一个跑路的包工头——而是一个正在结构性消失的行业。

他先去了东莞，想进生产型的工厂。工厂招工广告写着”45 岁以下”，他 52 岁。他去了义乌的物流园，扛过一周大件家具，腰扭了三次，工资 250 一天，比工地少一半。最后他成了顺丰的散工，按件计酬。妻子在电话里问他——”这算什么工作？”他想了很久，回答说——”做活路嘛。”这个“活路”是为了生活不得不走的路。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 2026 年 6 月发布的报告显示，预计 2026 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将达 3.2 亿人，占城镇就业人口约 44%。2024 年这个数字是 2.4 亿——两年内净增 8,000 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正是老陈这样的离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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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 1,401 万人的去向，需要先理解他们为何离场。过去四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下降了 43.9%——这一数字背后是一个简单的趋势：商品房不再有人买、土地不再有人拍、新楼盘不再开工、农民工不再有工地可上。

2025 年 1 月某个上午，碧桂园佛山总部门外的保安站在玻璃门后看着对面街上空荡荡的人行道。他记得 2018 年自己刚入职的时候，这栋楼每天进进出出 8,000 人，现在不到 1,000 人。碧桂园员工峰值时有 13.14 万人，2025 年中只剩 1.79 万——精简幅度 86%。万科 2025 年净亏损 885.6 亿元，两年累计亏损超 1,380 亿元。

这些数字是冰冷的，但每一位被裁掉的工程师、设计师、项目经理背后，是数以百计的建筑工人不再被需要。恒大、融创、碧桂园、万科——曾经支撑了中国半个建筑业需求的房企巨头，几乎在同一时期、以同一种姿态走向萎缩。其下游的总包、分包、劳务公司、包工头、农民工，沿着这条产业链一层一层往下递减——但只有最底端的农民工，没有任何缓冲。业主欠总包款，总包欠分包款，分包欠劳务款，劳务欠工人钱。链条上每一节都可以用”再等等”来拖延，唯独工人不能再等——他们要吃饭。

国家统计局《2025 年统计公报》里那句轻描淡写的话——”全年全国建筑业增加值 86,425 亿元，比上年下降 1.1%”——是这个行业有公开统计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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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故事如果只讲到”房地产周期下行”，就还没真正讲明白。真正的问题是——房地产不会回来了，至少不会以原来的方式回来。

过去 30 年中国房地产的扩张，建立在三重支柱之上。第一重是土地财政——地方政府靠出让土地获得财政收入，2021 年峰值时全国土地出让收入 8.7 万亿元，约占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 40%。这一收入的本质，是把土地未来 70 年的使用权一次性变现支撑当下。但这个模式 2022 年开始崩塌，2024 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降到 4.87 万亿元，较 2021 年峰值下降 44%。一些三四线城市土地出让收入下降 80% 以上——地方政府的财政基础被釜底抽薪。

第二重是居民资产配置。中国居民家庭资产中，房产占比约 70%，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比例之一。过去 20 年房价持续上涨构成了几亿人”财富感”的核心来源。2021 年起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累计下跌 20-35%，三四线城市更猛。这一跌幅意味着——几亿人发现自己最大的那笔资产在缩水。2024 年居民提前还贷规模创历史新高——这不是个人理财行为，是一场无声的集体撤退。

第三重是城镇化的人口流入。1990-2020 年间，中国每年有 1,500-2,000 万人从农村迁入城市——建筑业过去 30 年承接的，本质上就是这股迁移浪潮的物理建设需求。2022 年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2024 年新出生人口 902 万——较 2016 年峰值 1,883 万下降 52%。未来不再有那么多人需要新房子。

三重支柱同时瓦解的意义在于——房地产业不只是面临周期下行，而是作为增长引擎的角色已经终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24 年发布的《中国住房发展报告》明确指出，未来 10-20 年新建商品房年需求量将从 2021 年的 16 亿平方米峰值降至 6-8 亿平方米。长期需求腰斩，不是周期，是新均衡。这意味着——1,401 万消失的建筑工人岗位，绝大部分不会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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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把基建当反周期工具呢？过去每当经济下行，中国都靠基建拉动。2008 年金融危机后的”四万亿”是最经典的范本——一条高铁、一条高速公路、一座桥梁，背后是数以万计的建筑工人重新有了工作。

但这个工具 2022 年以后开始失灵。2025 年全国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下降 22.2%，其中基础设施用地下降 28.4%——即便在政策呼吁加大基建投资的背景下，可供基建使用的土地反而在缩减。

原因首先是基建已经接近饱和。截至 2025 年，中国高铁运营里程 4.7 万公里，约占全球总量 70%；高速公路里程超 18 万公里，世界第一；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 1.1 万公里。很多新建的项目找不到客流——某中部省份建成的高铁站每天发车两班，售票员上班 8 小时见不到 30 个乘客；某西部省份的高速公路通车后第二年路面就开始破损，因为车流量根本达不到设计标准。这些项目的边际经济效益——投入 1 元能产出多少 GDP——已经从过去的 2-3 元降到了不到 1 元。继续修，意味着越修越亏。

更深的问题是地方债务约束。IMF 估算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城投）债务在 2024 年达 60-70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超过 50%——这是过去 20 年地方政府绕过预算法借的”隐性债务”。财政部 2024 年起严格限制城投新增融资，多地城投开始”卖资产求生”——把曾经手里的优质资产逐步变现，用于偿还到期债务。新增基建项目的融资渠道几乎被堵死。

曾经被视为基建融资创新工具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在 2024 年 4 月财政部公布全国 PPP 项目清单后被发现——大量项目被认定为”伪 PPP”，承接 PPP 的中型建筑企业陷入困境，许多项目变成烂尾。本报告之前整理过的”湖南建投六建福州 2017-49 号项目工人罢工”——一个 2017 年立项、9 年未完工的项目——正是这一困境的具体面孔。9 年间，无数批农民工在这个工地上来了又走，最后一批人罢工的时候，已经欠薪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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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挤出建筑业的人，去了哪里？数据给出了一个不完整的答案——制造业吸收了 565.41 万，住宿餐饮业吸收了 296.22 万，一共约 860 万人——只占流出量的 61%。剩下的 540 万人，没有出现在任何被统计的传统行业里。

这 540 万人在哪里？经济学者刘岸（化名）2026 年 6 月对大纪元这样讲——”中国全国就业人员约 7.34 亿，但所谓灵活就业者已有 3 亿人，农民工总量也接近 3 亿。两者存在大量重叠，但这说明官方就业人口数据中有相当一部分并非稳定就业。”

国家统计局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定义是——“为了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每周从事了 1 小时以上的劳动”。这是一个极低的门槛——一周内只要做了一小时有偿活动，就算”在就业”。但凡见过老陈这样的人，就知道这个定义之下藏着什么——一种被官方计为”在岗”、但实质上半失业的状态。

他们成了外卖骑手——但骑手也是有年龄上限的，平台对 50 岁以上的接单效率有隐性歧视。他们成了网约车司机——但购置车辆需要本金，许多人凑不出。他们成了零工市场的散工——清晨 4 点蹲在马路边等活，活越来越少。他们成了”村里的人”——但回村也找不到事做，土地早已松散承包，村里也没有工厂。

这群人的年龄结构特别值得关注——以 40-55 岁为主。他们是过去 20 年中国城市化最直接的搬运工，用自己的脊椎和双手把这个国家造了出来。现在他们回不去了：回不去农村，因为离开 10-20 年，土地承包关系松散，村里的社会网络断了；留不下城市，因为没有城市户籍、没有社保、没有完整劳动关系；进不了制造业，因为用工年龄通常限制在 45 岁以下；抢不过年轻人，因为体力不如、适应力不如、对智能手机不如。这就是当下中国一个被低估的群体——“两头不靠”的中年建筑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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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他们当下的处境，还需要回到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建筑业是这样的用工方式？

业主 → 总承包 → 分包 → 劳务公司 → 包工头 → 个体农民工。这是中国建筑业的基本组织形式。绝大多数一线建筑农民工没有与任何一家建筑企业建立直接劳动关系——他们与基层包工头或劳务公司签劳务协议，按工程量或工日计酬，无社保、无公积金、无法定休假。

这一外包化结构通常被解释为”企业的市场选择”，但更准确的说，它是由地方财政、土地金融、债务循环等多重制度安排共同塑造的——而不仅仅是企业的偏好。

第一层逻辑是降本——劳务派遣和分包模式相比直接雇佣，能让建筑企业大幅降低社保、公积金、税费支出，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减税让利”的竞争中，这一模式被默许甚至鼓励。第二层是避责——多层分包能让总承包商和业主在出现工伤、欠薪、安全事故时，把法律责任推给末端的劳务公司或包工头，而那些通常是注册资本极小、随时可以”消失”的小公司。第三层是资金链管理——建筑业普遍”垫资施工”，业主先不付款、总包先垫付，多层分包结构成为这一资金压力分摊的天然渠道。第四层——这是最少被讨论的一层——是预防工人组织化：如果建筑工人与同一家企业建立直接长期劳动关系，他们更可能形成集体认同、组建工会、进行集体谈判；多层分包结构则使工人始终处于”零散、流动、相互不认识”的状态——在客观上削弱了工人的组织能力。

这一结构的累积后果是——欠薪追讨链条极长、责任主体无法锁定、集体维权的组织成本极高。而当建筑业整体岗位以 25% 的速度收缩时，结构性弱点与议价能力崩塌叠加，催生了系统性的维权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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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价能力崩塌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它们是同一种结构性失衡的不同表现形式：当工作机会稀缺时，工人不敢主动主张权益。

老陈在长沙工地干了 22 年，2025 年初冬被欠薪后，他没有报警，没有找劳动监察，没有去仲裁。他打了几次包工头的电话，对方不接。他在那个城市又住了一个月，每天蹲在零工市场等活，最后用攒下的几百块钱买了张去东莞的高铁票。”为啥不告？” 他在电话里反问。”告了能咋样？耗一两年，还可能输。我等不起这一两年。”——这是 4,155 万一线建筑工人当下的共同心理。他们不是不知道法律，而是知道法律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对他们来说承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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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故事还没有讲完。被挤出国内的建筑工人，并没有全部留在国内。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 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超 1,600 亿美元，涉及”一带一路”沿线项目数千个——在劳动力市场层面，”一带一路”实际承担了过剩建筑产能和劳动力的”减压阀”角色：国内被挤出的建筑工人，相当一部分通过对外承包工程公司被派往海外。

老陈的同乡王师傅，2024 年去了印尼。他到达的地方叫 IWIP——印度尼西亚纬达贝工业园，位于哈马黑拉岛深处。王师傅出国前付了 1万元的中介费。中介承诺月薪 15,000 元人民币。抵达 IWIP 第一天，他的护照被劳务公司收走了——”我们统一保管，办手续方便。” 三个月过去了，工资一分没见。

王师傅每天工作 12-14 小时，园区里没有完整的休息日，宿舍是上下铺一间住 12 个人，热带地区高强度的劳动很折磨人。他想走，但护照在公司手里。回国机票要自费，他没有这个钱。他持的是”商务签证”——根据印尼法律，他在那里工作本身就是非法的，他知道他算打黑工，虽然出来之前的中介给他说的是“援建”。

按 ILO 2014 年发布的强迫劳动 11 项识别指标——扣押证件、债务束缚、限制行动、扣留工资、过度加班、恶劣居住条件、滥用脆弱处境——王师傅的情况至少满足 7 项。ILO 的标准是：满足两项以上即构成强迫劳动的合理嫌疑。可王师傅不知道 ILO 是什么——他只知道，只有坚持在这里干活，不然要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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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师傅的故事不是孤例，国内是相对柔性的强迫劳动指标累积，海外是更显性的指标累积——但本质相同。国内和海外建筑工人不是两个群体，而是同一群人在不同地理空间的不同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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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海外减压阀，正在失效。

过去 24 个月，东道国监管开始独立行动——巴西、匈牙利、印尼、马来西亚都对中国海外项目采取了监管行动。国际制度回应正在形成网络——2026 年 6 月 2 日，美国 USTR 对 60 个经济体作出强迫劳动调查裁定，印尼适用 10% 关税、中国适用 12.5%；欧盟《强迫劳动产品条例》（FLR）将在 2027 年 12 月生效；欧盟《企业可持续尽职调查指令》（CSDDD）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媒体的现场调查能力在增强——路透社、华盛顿邮报、Mongabay 等媒体已经多次推动东道国政府介入。海外项目本身也在收缩——2026 年 6 月 4 日，印尼 Weda Bay 镍矿停产，11,700 个工作岗位面临风险，其中预计 1,200-1,800 名为中国工人；BYD 的土耳其、马来西亚工厂同期停摆。

这意味着——减压阀的关闭，将与国内建筑业的萎缩同步进行。被挤出国内的建筑工人，将越来越难通过出海找到出路。部分海外项目突然停工时，已经在岗的中国工人将面临三重困境——无业、非法滞留、无法回国。这一群体的规模在 2026 年下半年起预计将快速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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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海外环境也有国内不具备的资源。东道国独立工会和劳工 NGO——巴西、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国家都有可对接的本地组织；国际媒体——一篇路透社或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往往比国内劳动仲裁更能推动东道国政府介入；国际机构——China Labor Watch、Solidarity Center 等已经形成一定网络；国际贸易合规机制——USTR Section 301、UFLPA、欧盟 FLR、CSDDD、ILO 投诉机制，这些机制在过去 24 个月已经在巴西 BYD 案、匈牙利 BYD 案、印尼镍业案中显示了实际影响力；东道国劳动监管也开始独立行动——巴西劳工部 2024 年 12 月突击检查 BYD 工地、匈牙利当局 2026 年 6 月对 BYD 3 家关联公司启动制裁。

这一海外维权基础设施虽然不完美，但比国内建筑工人当下能动用的资源更丰富。一个被欠薪的国内建筑农民工，几乎只能依赖劳动监察、信访、仲裁、诉讼这一套漫长且不确定的国内渠道；一个被欠薪的海外建筑工人，理论上可以同时启动东道国劳动监管、国际媒体曝光、跨国 NGO 倡导、贸易合规审查等多条路径。

问题不在于资源不存在，而在于工人不知道如何接触这些资源——语言、法律、地理三重隔阂。任何关心海外中国工人权益的机构，当下最有价值的工作不是个案救助，而是把这些资源整合为一份对工人友好的”海外维权地图”——告诉他们：如果你在印尼遇到欠薪，第一步可以联系谁；如果你在匈牙利遇到强迫劳动，第二步可以做什么；如果你被遣返回国，第三步如何追讨海外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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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开头那个数字——1,401 万。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统计数字。它是过去三十年中国增长模式终结的具体表征。它是 1,401 万个中年人的命运转折。它是中国建筑业作为社会缓冲带的失效。它是国内劳动权益保护的弱化。它也是海外强迫劳动事件频发的结构性原因。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2025 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的发布会上，主持人引用了一句话——”灵活就业不再是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容所’，而是高素质年轻人群的主动选择。”报告同时指出，2025 年灵活就业从业者中，24 岁以下青年占比接近 60%、本科及以上学历者超 60%、女性从业者占比近 60%。这些数字描绘了一幅”积极向上”的灵活就业图景。

但这个图景里没有老陈，没有 52 岁的老陈，没有 540 万”两头不靠”的中年建筑农民工，没有那些在郑州、长沙、东莞、义乌、深圳的零工市场清晨蹲守的人，没有那些拿着锤子敲了 20 年钉子、现在却只能扛快递大包的人，但他们存在。

1,401 万人去哪儿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国家统计局的报告里，不在房地产周期分析师的预测里，不在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的图表里。这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段落。故事的主人公叫”中国建筑工人”，故事的背景是”中国增长模式的终结”。

预计未来两年，这个数字将继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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