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工程师佐兰·贾伊奇(Zoran Đajić )表示，即使已经过去六个月，我们仍然无法责怪任何人，无论是当局还是那些在六个月前那场导致 16 人死亡、1 人重伤的树冠上进行工作的人。他补充道：“在中国，腐败是被公开打击的，而在塞尔维亚，腐败的主要根源是中国公司。”他表示，在听证会上，他了解到中国人要么“一点一点”地提供信息，要么提供错误的信息，并评估中国企业是腐败的高峰。他重申，他认为Starting公司的施工日志不是有效文件，负责的承包商无法以这种方式控制工程，而且该公司重建顶篷的方式不当，导致顶篷倒塌。
他说他已经收到了五份报告，从“Starting”人士到匿名人士，不过根据写法，他怀疑其中一些匿名报告也被称为“Starting”。
“不幸的是，六个月过去了，当局（他们也应对发生的一切负责）既没有责怪我们，也没有追究任何施工人员的责任。承包商是中国的中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他们的主要分包商是Starting公司。Starting公司也有自己的分包商。所以，那些因为重建顶篷的方式不当而导致顶篷倒塌并造成16人死亡的人，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被追究责任。”受访者对N1说表示。
他说，他已经五次去过检察官办公室，接受了审讯，提供了他所知道的信息，并提交了有关工程本身以及腐败行为本身的文件。
他说，他感觉有组织犯罪检察院正在认真揭露造成 16 人死亡的腐败案件。我一直公开提到这一点，在听证会上也提到了这一点。如果说中国有公开枪击腐败行为，那么在塞尔维亚，腐败的主要根源就是那些修建我们高速公路、铁路和火车站大楼的中国公司，为什么没有一家中国承包商和参与其中的个人受到追责？我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受到了追责，这很好，但是他们以及他们的承包商（也就是分包商，实际上直接参与了天篷工程）——我们仍然没有得到官方确认，确认有人受到指控、怀疑或拘留，这对我们的司法当局来说不是好事。这位工程师强调说。
他的印象是，政府从最高层开始影响检察院和警察，以致他们无法履行职责。
昨天，我们从调查委员会获悉 ，对于同一法律问题，不可能对天篷倒塌进行两次法庭审理，而且论点似乎是，这是一种保护担任政治职务的人的方式。
贾伊奇回顾当时的情形说，经过这五次听证会，他感觉检察官和所有处理腐败和谋杀问题的人都在努力做好这项工作，但他也感觉他们承受着极大的政治压力。 “我不知道检察官和法官是否会对抗政治压力，但无论我与检察官办公室的谁交谈，他们都很清楚，Starting公司的糟糕工作导致了天篷倒塌并造成16人死亡，”他表示，并补充说，他们很清楚，腐败行为是天篷倒塌和人员死亡的原因之一，他有印象，他们会应对压力。
Starting施工日记：普雷德拉格·卢基奇 (Predrag Lukić) 如何管理施工现场？
谈及 Starting 的施工日记，贾伊奇表示，他在起诉书中还指出，从 2023 年 5 月到 2024 年底的所有日记都有负责承包商 Predrag Lukić 的签名，后者起诉了他……
“……因为我说过，这些日志，以它们在天篷倒塌三个月后呈现的方式来看，不能算作有效文件……因为如果一个人是一个负责任的承包商，他应该在工作时间内到场八小时组织工作，之后至少还要停留10-15分钟整理并记录所有信息。为了证明日志记录的完整性，普雷德拉格·卢基奇提交了一份合同，该合同从2023年5月起生效，直至2024年底，他每天在施工现场工作16个小时，期间他都是非工作时间。我在一开始就说过，一个人不能以这种方式管理施工现场，我还说过有人用他的印章和签名传真做了手脚，这些文件在检察院是无效的，因为一个没有受雇的人的签名在检察院是无效的，这恰恰证实了我所说的，一个人可以在另一家公司工作，受雇，在工作时间内完成所有工作，同时……时间是在设施处，如果这位先生在弗尔尼亚奇卡矿泉镇(Vrnjačka Banja)工作，而该设施位于诺维萨德(Novi Sad)，他如何到达、离开、返回、检查和签署所有这些。任何建筑工程师、任何从事过建筑工作的人都会证实，负责任的承包商不能以这种方式控制工程，”他强调说。
他补充说，如果卢基奇声称自己成功控制了工程，就应该把他传唤到检察官办公室，并询问他“在建造天篷时，你在天篷上花了多少时间，你批准进行哪些工作，以及天篷为什么会倒塌”。
“中国人避免提供数据”
谈及合同，他表示通过听证会了解到一些情况，即所有文件都是财务方面的，而中国人始终避免提供信息。
“他们要么直接把钱送到别人手里，要么就传递了错误的信息。这意味着腐败的顶峰就在中国公司。在这些公司下面，还有其他与政府人员关系密切的公司，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分配这些资金。至于谁参与了这些多余资金的分配，我不知道，但事实是，总统内阁参与其中的消息，派出了在大楼建设和整个火车站建设期间负责资金流动的人员。我们知道，火车站支付了6500万，建筑本身支付了1600万。事实是，有一大笔钱被不合理地支付了……我不知道这些钱去了哪里，”贾伊奇说。
我们知道，该公司去年的收入接近1亿欧元，利润为500万欧元，《福布斯》对此进行了报道。
谈及Starting一事，贾伊奇表示：“如果他们按照规定和法律行事，他们肯定不会走到起诉被谋杀儿童母亲的地步。”
“一个人能有多卑鄙，竟然决定起诉一个女人，因为他的不当行为害死了她的孩子？我们到底走到哪一步了？”达伊奇问道。
“我们需要起诉这些公司，成千上万的公民也要起诉他们”
N1 的对话者还表示，他掌握了关于普罗科普是什么样子、塞尔维亚周围一些其他设施是什么样子的重要文件，并且他会处理这些问题……
“有人写信给我，说我们至少有一万名公民应该起诉Starting和相关部门，因为我们在天篷倒塌后幸存了下来，我们为什么现在如此沮丧，为什么现在每当我们经过天篷，经过由Starting、Millennium或一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公司运营的设施时，我们都会担心会再次有东西砸到我们，而塞尔维亚每天都会发生这种事。因此，我的建议是，我们作为公民应该起诉所有这些公司，而不是让他们起诉我、伊万·尼尼奇(Ivan Ninić ，律师）或迪亚娜·克尔卡（Dijana Krka，死者斯特凡的母亲）。我的意思是，在我们国家，这真的很荒谬。” 贾伊奇总结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