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家园季刊#10

1. 语言不通、工时超长、待遇不均：一位中国工人的塞尔维亚日常
   

他来自山东，正值壮年。一年前，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只身来到塞尔维亚，签下一纸三年合同，心里满是对未来的期待与不安。妻子和两个孩子留在家乡，他则独自踏上异国土地，开始了一段艰辛的打工旅程。

       这份工作是透过仲介找到的，临行前，他在国内接受了两个月的机械操作和安全培训，然后才出发。三年的合同到期后，可以申请调回中国或去别的国家工厂继续干。每半年，公司允许放两周假回国一次，那是他最期待的时间。其他日子里，每个月只休两天，生活几乎是”工作—睡觉”的循环。

       中国工人和塞尔维亚当地员工之间的待遇差异，他感受得非常清楚。最脏、最危险的活，总是他们中国工人去做。手套、口罩这些最基本的消耗品也有使用限额，用完就没有；而当地员工则可以自由领取。工作环境危险，机器操作一旦疏忽，轻则受伤，重则致命。虽然公司提供医保，受伤时医疗费公司会承担，但只要不能立即回去上班，养伤期间就没有工资。

       这样的待遇让他心里不是没有不平，只是说出来也没用，他学会了沉默。

       语言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墙。他既不懂英文，也听不懂塞尔维亚语。日常工作中，只能用手机翻译勉强沟通。下班之后，他几乎没有与当地人交流。来了一年，没交到一个朋友。偶尔路上有人和他说话，他也只是尴尬地笑笑，点头致意。

       他的老婆和两个孩子留在中国。他一个人在这里，生活单调。下班后，他总是回到宿舍，用手机看看新闻、刷刷视频，或是跟家人视讯，哄着孩子爸爸很快就回去。西方的食物吃不惯，就偶尔自己擀面条、包饺子，解的不只是嘴馋，更是乡愁。

       他工作的厂子在一个小城的城郊，为了省钱，他从不出门娱乐，也没进过咖啡馆，连市中心都很少去，更没考虑过旅游。塞尔维亚的几个大城和旅游胜地对他来说都很遥远，就连首都贝尔格莱德，也只是搭飞机时匆匆来去的地方。

       他说：”我是来挣钱的，不是来玩的。”他来这里不是为了生活享受，也不是为了见识异国风光，而是单纯为了赚钱。这里的收入比在中国家乡高一些，虽然工作条件艰苦，但他认为值得。他说，这三年就是来扛的，熬过去了，再考虑其他。他远赴海外唯一的目标就是多挣点钱寄回家。

       这样的生活节奏，简单、机械、封闭。他没说后不后悔，只说”这就是现实”。他的语气平静，像是早已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挣钱，让孩子有书读，让家里的生活过得下去。问他想没想过移民到欧洲呢，他笑着说：”这儿有啥好呢，还是回家好。”

       这样的中国工人，在这座工厂里不只他一个。他们组成了一个沉默的群体，语言不通、生活封闭，却是工厂运作中最吃苦耐劳的一群。他们来自遥远的家乡，背负着家庭的重担，穿梭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每天重复相同的工作，忍耐孤独、风险与差异对待，只为了一个目标——”挣钱”。

       这不是什么伟大的梦想旅程，而是一场现实与责任的对抗。他们为了家，为了下一代，走到了遥远的地方，忍受着异国的孤独与劳累。他们的故事，也许不惊天动地，但句句都写在他们的皱纹和老茧里，写在那份无声的坚持之中。

2. 无止尽的劳动: 中国工作模式在非洲

  正值非洲旱季，太阳毒辣得仿佛要把整个世界烧焦，气温天天逼近40度。雨早就停了，地面干裂，空气中充满焦灼的热浪。在尼日利亚的一处中国援建工地上，一位年轻的中国员工正经历着他人生中最煎熬的时光。

       他被公司派来参加一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刚来的时候，他带着对未来的期待，以为这是一场职业上的历练，也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然而，现实迅速将他的幻想撕成碎片。项目一启动便是全面大干，几个子项目同时开工，两个月来，他与同事们就再也没有休息过一天。

       他们的住宿条件简陋，只是集装箱改建的临时房间。每人一间，虽然装有空调，但无独立卫生间，洗澡和如厕都必须去公共设施，还没有洗衣机，只能靠手洗。办公室同样是集装箱临建，铁皮墙内闷热压抑，与其说是工作场所，不如说是压力锅。

       工作时间是从早上七点一直到中午十二点，午后一点半再开工，干到傍晚六点。晚上的加班则不定时，往往延伸到深夜。他所隶属的项目经理，是从国内直接聘来的管理人员，自带一套僵硬压榨的管理风格。这位经理事无巨细都要插手，但又缺乏系统能力，常常只是徒增混乱。他喜欢在深夜打电话安排工作，有时甚至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硬生生把人从床上喊起来。

       中秋、国庆等节日，其他工地还能稍作调休，他们这里却连一天都不给。中国员工中间早已私下流传着：别的工地一个月至少能休最后一个星期天，而他们只能羡慕地望着这种「奢侈」。

       这里的伙食由当地黑人厨师负责，虽然做的是中国菜，但种类极为有限。每日固定的两荤两素一西红柿蛋汤，来来去去就那二十道菜，几天就能吃腻。饭桌上的气氛沉闷，大多数人默默吃完便迅速离场，餐桌成了另一个延伸的工作场。生活中没有娱乐，也没有人文关怀，除了工地就是宿舍，整个人被困在两点一线的牢笼中。

       平时根本无法外出，除了因公办事，其他行动都受到限制。甚至连去趟超市的时间也没有。除了得疟疾时能休息个两三天，其他时候都不能请假，每天被催着上工，所有人都干的有气无力。

       除了身体上的疲劳，更难熬的是精神的高度紧绷。他每天要接打七八十通电话，不少沟通本该直接解决的问题，却因为层级繁多、人为阻碍，变得冗长且低效。简单的A与B之间的对接，总是非得绕道通过他来转达，有时甚至还要牵扯上C、D、E。

       更令人窒息的是那种24小时随时待命的压力。有时晚上难得没有会议，以为能好好睡一觉，手机却会在深夜十一点响起，接着就是冗长的交办。有一次，经理甚至直接走进他的宿舍，当场质询第二天的工作安排。他觉得，这种生活根本谈不上“下班”，因为压根没有下班的界限。

       项目对当地工人同样严苛。尽管他们理应享有法定节假日，但实际上如果不来上班，便会接到经理打来的电话威胁扣钱。对于本地雇员来说，不来一次扣2000奈拉，再不来就扣5000。于是，不论中国人还是当地人，每个人都在压力下疲于应付。

       这里最让人崩溃的不是高温，不是劳动，而是那种「永远不得安宁」的状态。每月到手工资1.5万，表面上比国内高，但付出的却是几乎全部的私人时间和健康。连梦里都在赶工、在解决问题，仿佛再也无法做回自己。

       如今，他只盼着圣诞节能稍微喘口气，哪怕只休息两三天。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这个项目快点结束，他能被调到别的工地，换个经理，换个能让人喘息的环境。

       在这样的地方，他说：「我已经快忘了什么是生活了。」

3. 塞尔维亚打工陷阱：一名中国女工的亲身经历

   2024年，女孩小林看到中介公司的海外招聘广告："塞尔维亚招聘质检员，包吃住，包办签证。’便借了钱买了机票、付了1.7万人民币的中介费，揣怀着在国外工作的梦想，坐上飞往塞尔维亚的飞机。

       然而，抵达贝尔格莱德后，现实与承诺天差地别。她们被安排住进郊区一处简陋的民宿，每天收取200元住宿费，一天两顿饭稀粥和面条，等待安排工作，安排什么工作跟当初签的合同根本没关系，干不干自己决定，不干就继续花钱等待。

       等到终于进厂工作，原本承诺的质检员工作变成了搬运工，每天要搬动沉重的铝框，体力根本无法承受。每天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八点，两小时休息十分钟，午餐和晚餐时间各半小时。没有休假这回事，要真不舒服就自己扛着，请假两天以上就是频繁请假，等着被辞退，反正还有人等着进厂。

       说好的是D类工作签证，结果中介让她每个月去邻国波黑边境盖章，假装旅游续签。因为中国人在塞尔维亚可以免签停留30天，这样出境再入境以延长停留时间的操作，俗称「刷签」。

       所谓和”雇主”签约，其实是第三方驻厂中介，还不一定有得签。合同最长一年不能更多，而具体能干多长还要看情况。承诺的海外医疗险，究竟买没买也不知道，只能自求多福。

       说白了，从签证，到工作，再到人身安全，全都没有保障。

       两个女孩实在搬不动那些铝框，坚持着等待中介承诺的换岗，却被工厂以请假频繁辞退。

       中介要他们先回城里，但所处的乡下地方距离车站要两个小时脚程，打不到车，也没钱打车，最后终于等到中介派车来接她们。

       然而，这辆车况极差，在雨夜的高速公路上先撞上护栏，又被后方来车冲撞，小林与朋友被送医急救，所幸没有大碍，命是保了下来。而载她们的司机竟是无证驾驶的临时工，事后逃逸。

       小林和朋友已经是一刻也不想待了。跟中介联络，中介只要她们好好休息，说会帮他们跟公司申请处理。还说有个超市工作早上8点到晚上6点，刚开始说九千一个月，后来又说八千，再后来又说25万三年包签证。

       小林和朋友车祸后全身难受，又没有钱去医院看，实在不想干中介介绍的任何工作了，一心只想回国。

       在塞尔维亚最后的几天日子里，小林和朋友又回到一天花200元的民宿日子，吃稀粥面条，催促着中介订票，因为距离能合法停留的期限已经没几天了。最后，两人是咬着牙买了昂贵的机票，才终于回到国内。

       最终，只想尽快结束这场恶梦的她们签下"合同终止书"，拿回了仅3500人民币的退费。中介甚至冷嘲热讽："公司没赚你们钱，能帮你们那么多已经是仁至义尽了，知足吧。"

回顾在塞尔维亚的日子，虽然仅仅一个月，却好像做了一场长长的恶梦。工种与合同不符、工资还要给中介抽成、健康安全没有保障、靠刷签打黑工，当初承诺的一项也没兑现，回过神来，就是被骗去的廉价劳动力。

       与小林相同境遇的人不计其数，只是想踏踏实实工作，却被有心之人欺骗，还要忍受旁人的冷嘲热讽，说他们不在国内老实待着，做出国工作的梦，是等着天上掉馅饼。

       小林的经历并非个例。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在塞尔维亚等巴尔干国家投资增加，大量中国劳工通过中介公司被招募出国务工，部分黑中介利用"高薪海外工作"的噱头，诱骗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背后的中介陷阱、合同欺诈、非法用工与人身安全风险不断浮现，许多务工者的出国梦最终变成了恶梦。

       小林奉劝，要出国工作最好是在国内办好工签再过来，不要给中介交钱，而是直接与公司签合同派遣出国，不用被中介扒一层皮，工资、待遇与福利都会好得多。

（注：文中人物为化名，事件经过基于真实案例整理，隐去敏感信息以保护当事人。）

4. 一个年轻女孩在欧洲打黑工的那半年

她是一名中国年轻女生，经人介绍，和男朋友到塞尔维亚一间中国人开的超市工作。开始工作前，老板说会帮她办理居留证，费用从工资中扣。她缺乏资讯，也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同意。

       刚到塞尔维亚，她的生活与工作就被绑在一起。吃、住、工作全部在同一个空间，生活与劳动从此合而为一。她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接货、理货、收银、清扫，一刻不得闲。外面的街景始终陌生。异国的天空、语言与节奏，对她而言都像隔着玻璃般遥远。

       这段期间，她和男朋友没有合同，没有社保，也没有医疗保险。一起工作的男朋友在工作时手被割伤，到医院缝针，只能自己负担费用，老板那边，一次也没提过保险或医疗补助的事。

       整个环境压力很大。老板娘态度强势，说话直接甚至带有贬低意味。几个中国同事之间彼此防备、互相算计，没有信任感。她很快明白，在这里必须沉默、必须忍耐，每天的情绪处都在压抑和疲倦中，工作和生活完全没有界线。

       真正的重压来自身份。在签证办下来之前，她无法合法离境，连回国都成问题。六个月过去， D 类签证终于办下来，停留期最长一百八十天。她追问下一步的居留证申请，老板含糊其辞，她这才意识到，老板根本没有心要帮她和男朋友办居留证，终于下定决心要离开。

       等到可以离开的时候，她跟老板结算工资，对方直接扣下两千欧元，声称那是办理居留证的费用。 她质疑：既然没拿到居留证，为何还要付？老板回应说：“钱已经给出去了。”，指的就是”打点”移民局的费用。老板娘更以”工作不认真”为由，又扣了几天工资。她愤怒不平，却无处申诉。

       这半年时间，她没拿到居留证，没有合同，没有保险，也没有保障。唯一庆幸的是，她总算是离开了这里，这半年在异乡的日子像一块沉重石头，终于从肩头滑落。

法律观点与求助建议

       如遇相似情况，建议：入职前要求书面合同与保险，并索取办证受理回执；若遭拖延或非法扣款，立即保留证据、寻求法律及领事协助。

5. 被困在尼加拉瓜的：签合同，却也不能离开

作者：匿名

照片来自 Mooz L.   发表于 Unsplash

胡女士，1975年出生，来自河南灵宝。2019年，她随丈夫赴尼加拉瓜工作，最初只是临时协助矿石化验。她原本以为，这是一次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机会，但现实却将她推入了一段持续近两年、充满控制与压迫的劳务陷阱。

被“口头承诺”绑定的异国劳务

2021年初，胡女士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湖南籍男子吴某，对方自称正在尼加拉瓜筹建金矿项目，需要招募有经验的检矿和后勤人员。吴某向胡女士许下了诱人的条件：每月工资25000元人民币，税后全额打入银行卡；工作8小时/天，包食宿与往返机票；还承诺为其缴纳工伤和死亡保险。

尽管没有签署书面合同，但在高薪承诺和老乡介绍的双重加持下，胡女士选择相信了吴某，并开始协助筹备矿山建设。2021年8月，项目进入运营阶段后，她和丈夫正式开始工作，分别负责矿石化验、做饭及采样检验等工作。

然而，令胡女士没有预料到的是，这段“高薪出海”的劳务经历，从一开始就缺乏基本的保障与合法形式。

从工资拖欠到人身受限

最初几个月工资尚算正常，但从2021年11月起，吴某开始以“资金紧张”“月底结算”等理由推脱工资发放。尽管胡女士多次催促，但对方始终没有明确时间表，拖欠数额也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胡女士的护照被吴某掌握，签证也未能续签，导致她处于无证滞留状态。她想离开，却发现自己的行程和身份文件全被对方控制，既无自由，更无退场通道。

“当时我想过走，但我知道，一旦离开，工资就永远拿不到了。”她说。正是这种基于经济依附、信息不对称与人身控制的压力，让她不得不继续留在工地，坚持做饭、打杂、参与后勤，即使她已经不再从事核心矿石化验工作。

工地远离市区，通讯受限，出入要报备，胡女士形容那是一种“被困”的感觉：“白天干活，晚上等消息，每天的希望就是工资能到账，可每个月都失望。”

雇主拒不送返，中国女工靠自费返国

自2022年7月起，胡女士的正式工作已经结束，原本按照约定，此时她应当结算全部工资、返回国内。但现实远比她预想的复杂——她被拖欠的大部分工资仍未支付，而雇主吴某以各种理由推诿，不仅拒绝结算工资，还迟迟不为她提供回国所需的文件与安排。

胡女士多次向吴某发出催促，希望他履行承诺，协助安排返程事宜，包括归还护照、提供返程机票。但吴某始终置若罔闻，甚至对她的请求完全回避或故意冷处理，让她在异国他乡感到彻底无助。

2022年年底，眼看事态没有任何进展，胡女士在朋友的建议下，鼓起勇气拨通了中国驻尼加拉瓜大使馆的电话。在大使馆的协助下，她终于获得了必要的旅行证明，自己垫付了昂贵的返程机票和住宿费用。2023年1月18日，胡女士登上了返程的航班。

法律维权：半数工资未获支持，社保主张被驳回

回国后，胡女士依法起诉了吴某，要求补发拖欠工资、支付年假工资、返程费用，并赔偿其在国外期间未缴的工伤及死亡保险金。

法院查明胡女士从2021年1月至2022年9月提供了实际劳务，但因未签书面合同，胡女士提出的“月薪25000元”的主张未获采信。法院最终按吴某认可的两个阶段工资标准（10800元和12500元）计算，判定其应补发工资35800元，并支持返程路费22169.5元、住宿费291元及带薪年假工资12500元，总计判给胡女士70760.5元。

至于保险方面，法院认为社保费用应由单位缴纳至社保机构，原告个人无权主张该费用，驳回了相关请求。

胡女士以为这是最简单的一项请求——毕竟，连吴某当初都口头答应了。但法院却给出了冷冰冰的答复：社会保险应由用人单位依法向社保机构缴纳，劳动者个人无权主张将保险费直接支付给自己。

这句看似合法合规的解释，实际上把胡女士推向了制度的真空地带。没有单位投保记录、没有社保账号、没有境外监管主体，在这场“跨国用工”的灰色地带里，她既不是正式员工，也不是独立承包人，连“事故后的赔偿责任人”都找不到。

她的“保险”，从头到尾只存在于雇主的嘴里，却从未在现实中生效过一天。

这意味着，尽管她在异国工作了近两年，身心付出极大，却仍无法获得全部应得报酬与保障，甚至连应缴未缴的社保责任，也最终由制度空缺“消化”。

胡女士在非自愿和威胁情形下从事的劳动”，她表面上自愿出国务工，实则在签证、工资、人身自由等方面被实质性剥夺了选择权与退出权。

本文根据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胡某某与吴某某劳务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23）湘0903民初2457号，裁判日期：2023年11月3日）改写，原判决文书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

6. 塔吉克斯坦维权记：一个00后的“不合群”

作者：高大卫

照片来源 Oziel Gómez: https://www.pexels.com/photo/aerial-photography-of-mountains-1642917/

2025年春天，我第一次踏出国门，没想到也第一次踏入维权的路。

通过一家中介公司，我签下了劳务外派合同，被派往塔吉克斯坦的一个项目，担任翻译。一听说是“一带一路”的工程，我还有点小小的激动，想着终于能靠自己学了四年的专业，体体面面地在海外工作一段时间了。那时候我最常想的是：能长点见识，攒点钱，回头写进简历里，怎么说也是“有国际经验的人”。

2025年年初，我坐上了飞往中亚的航班。飞机飞越天山，窗外是大片沉默的雪原和裸露的戈壁。我趴在舷窗上看着地平线一点点褪去，心里既紧张又兴奋，像是一个刚打开的新副本，等待我去闯。

可没想到，现实冷得比舱外那片雪原还刺骨。

到达项目后，我咬牙撑过了陌生的环境、翻腾的时差和重复而沉闷的日常。工作再忙，我也告诉自己能扛，毕竟年轻，毕竟是来吃苦的。

可日子一天天过去，问题却接踵而至。工作不说了，说也没人听；环境不用说，说了也没用。让我真正开始怀疑这趟“出海”的，是那张始终没到账的工资单。

从2月6日开始干，到4月6日整整两个月。工资却像这片戈壁上的雨，总不见落下。问同事，同事说人多压账很正常。说来说去，都是“再等等”。

我等不了。

同事大多是80后、90后，在外头跑了好几年，早把“工资晚发”当成规矩。有人劝我别急，说哪有老板真赖账的；还有人拍拍我肩，说“你年轻，脾气大”。

是啊，我的确年轻。我是这批人里唯一的00后。

我看着他们的脸，大多黢黑沉静，像是被太阳和命运同时晒过。他们说话的语气里没有愤怒，只有习惯。我开始想，他们是从哪一年起，学会了默认？从哪一次开始，明知道不合理，也决定闭嘴？

我不想变成那样。

但让我真正绷不住的，还是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被通知“试用期不合格”，要辞退我。

“辞退”？这两个字说得轻巧，但我的生活、尊严和两个月的辛苦付出，就这样被一纸通知轻飘飘地盖过了。我站在营地的风里，脑袋嗡嗡响，甚至都没听清他们是怎么解释的。

我不敢相信：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结果换来的却是既没拿到工资，还被扫地出门。我查了合同，2月6日入职，到4月6日整整两个月，工资分文未发。

我忍不了。我大学读了四年，掌握一门语言，是为了这样的待遇吗？干满两个月却被辞退，工资还要自己去讨？

我把这件事发到了社交媒体上，不带脏话，不带情绪，只是把自己从入职、干满两个月、工资一分未发、又被以“试用期不合格”为由要求离职的经历，按时间线写了出来。文字发出去的时候，我手有点抖。不是怕什么，而是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已经不是那个刚到营地时满心期待的自己了。

几天后，变故来了。

原本还摆架子的公司忽然改了口风，说可以“协商解除”，工资会在18号之前一次性结清，返程机票和签证费用他们负责，并额外补偿我3000元人民币。

从全盘否认，到主动让步，这转变来得太快，也太明显。

我知道，这不是他们突然良心发现，只是害怕事态扩大，怕我这个“不好带的年轻人”继续把事闹下去，

其实我们公司，不止我一个人被拖欠工资，但没人敢开口维权。80后、90后的前辈们早已习惯了“先忍着”，有人甚至劝我别惹事，说“咱们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我心里憋着一股劲：我才24岁，不想刚开始工作就被迫学会沉默。

有人说我较真、年轻气盛，但我觉得：不给工资、还想辞人，这不是情绪问题，这是底线问题。

也许这次我争回了属于自己的那一笔工资，但更多人，还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默默加班，默默等待一张迟来的工资单。他们没有语言、没有人脉，只能选择相信公司会“迟早给”，哪怕这个“迟早”遥遥无期。

出海不是避风港，也不是捷径。如果你不懂维权，不敢争取，所谓“高薪出国梦”，很可能只是另一个精致的陷阱。

7. 仓库成了父亲的牢笼:不可能完成的盘点任务

作者：高大卫

正值安哥拉的旱季，罗安达城郊干燥闷热，风中带着土尘和汽油味，太阳仿佛永远停在头顶，空气像被熔炉烧灼着一般沉重。在一处中资企业的驻地门岗，一个中国中年男人每天准时站岗执勤，他的身影被烈日拉得细长，却在这片异国土地上愈显孤独。

他是2023年9月被公司从中国派来的员工，职位是仓管。那时他以为自己将迎来职业上的新阶段，想着这趟异国漂泊可以为家人攒下一笔像样的积蓄。然而，梦想很快就在现实的荒原上破碎。近两年的时间，公司只发过三个月的工资，其余的，都在一次次承诺与推诿中消失不见。

一个月前，变化猝不及防地来临。老板的女儿突然通知他调岗，理由没说清楚，只是简单命令：从现在起去门岗上班，仓库另有人接手。他本想把工作细节交代清楚，对方却冷冷地打断：“不用了。”没有告别，没有交接，他像一件物品一样被重新摆放在另一个角落。

门岗的日子不长，公司再次出手。这次，是辞退。他本以为自己终于可以离开这个折磨人的地方，至少拿到应得的工钱，结果公司却拿出一张庞大的仓库清单，要他负责把所有物料找齐，哪怕他已离开仓库近一个月，哪怕这清单本就从未完整。他明白：这是另一个圈套。他若照办，就要无偿做工；若找不全，就要赔钱——用自己的工资“赔偿”这份模糊、随时变动的“责任”。

他拒绝了。不是因为不愿负责，而是他再也无力承受这场看不到尽头的剥削。他曾经一丝不苟整理仓库、任劳任怨，即便仓库面积近万平米、物料混乱，也从未推诿。但现在，他只觉得自己成了一个被利用的工具——用完就弃，甚至在最后还要榨干余温。

他试图求助，向大使馆、向能说理的地方发声。可希望依然渺茫。调解会上，公司老板的女儿态度强硬，言语咄咄逼人，哪怕是在使馆人员面前，也毫不收敛，一句句带着威胁意味的话像钉子一样落在他心头。而所谓的“调解方案”，不过是换了说法的命令——“你还是得去找那些物料。”

更雪上加霜的是，公司扣押了他的护照，并每日收取10美金作为食宿费用。在一个没有护照、没有工资、没有自由的地方，他陷入进退两难的绝境。

他是个普通的中国工人。年纪不轻，不懂维权条款，不会说当地语言。他只知道，自己靠着体力和责任感工作，靠的是良心与忍耐。他没有喊过痛，也从不抱怨生活的苦。可这一次，他真的走投无路了。他女儿只好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希望有人能看见他们这对父女的无声求救。

这世界上，总有人把他人的善良当作理所当然，把“打工人”当作廉价而沉默的零件。但愿这一次，正义不是沉默的附属品；但愿这个远在非洲的中国父亲，能早日走出这片焦灼荒凉的土地，带着一点点薪水、和一丝残存的尊严回家。

8. 没有社保、签证灰区：中国女孩在非洲打工困境

作者：匿名

照片来源： https://www.pexels.com/photo/majestic-victoria-falls-bridge-with-rainbow-30172599/

麻瓜是一个26岁的年轻女孩，出生在中国安徽的一个普通家庭。她从小就知道，生活不容易，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工作不仅要有能力，还得有稳定。她在大学里学的是英语专业，毕业后，她像大多数人一样，找了份稳定的公务员工作。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麻瓜渐渐感到生活的压迫感。每天都在加班，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在2022年底的一次疾病爆发时，她更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生活对她的压迫。她甚至发现自己已经快要被这份工作逼疯了。

那一刻，她决定放弃。她放弃了安稳的公务员工作，决定去寻找一个新的机会。她觉得，也许是时候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她并不想继续被困在一个无聊的、没有激情的日子里。

后来，她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女孩记录自己在非洲的外派生活，听起来充满了挑战和机会。她顿时被吸引了。这是一条看似充满未知的道路，但她决定走出去，去冒险。她私信了那个女孩，询问详情。女孩热心地推荐了一个劳务分包公司，麻瓜接受了邀请，开始了这段非洲之旅。

她的目的很简单——去赚钱。薪水和在中国的收入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在国内，她的薪水每月大约5000元，而在津巴布韦，她可以赚到至少一万二三的薪水。这对麻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在经济压力面前，钱成了她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

麻瓜顺利到了津巴布韦，一开始她没有太多顾虑，毕竟这个国家曾是英国的殖民地，英语普及，生活似乎不算太差。她住的地方条件看似不错，宿舍有独立卫生间，公司包食宿。每个月的薪水几乎全都能存下来，生活上没有太大负担。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麻瓜逐渐意识到，自己并不像她想象中那样自由。

在津巴布韦，她的工作被外包给了一个分包公司，签证的手续也并不完全合规。她拿的是落地签，随后才转为工签，这让她感到隐隐的不安。

“我是拿着落地签先到的津巴布韦，后来才在当地转的工签。”麻瓜说。

而且，她的工资是通过国内的银行卡发放的，扣除了税后，公司并没有为她缴纳社保和公积金。

““分包公司会给我们扣个税，但不会给我们交社保，公积金也没有。工资是打回国内银行卡。”麻瓜说。

这意味着，她几乎无法享受任何基本的社会保障，工作条件的不规范让她感到自己被置于一种不安全的境地。

在非洲工作，麻瓜也面临着与生活在城市里的截然不同的环境。津巴布韦的圭鲁地区偏远，距离首都很远，出行非常不便。她开始不敢单独外出，只能依靠同事的车辆。

“仅有或许不太好的当地在于圭鲁比较偏僻，离首都200多公里，往常出门并不算便利。刚开端，我也不敢出去，就靠搭档用车趁便蹭一下。”麻瓜说。

生活节奏很慢，工作上也没有什么压力，她和其他员工的关系看似和谐，但她知道自己其实并不完全自由。虽然她每天按时上下班，但她依然感觉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被束缚住了。

更令她不安的是，麻瓜发现她身边的同事们，有很多人生活在与她相似的经济困境中。她意识到，这个地方的大多数人，都是为了生存而工作，钱成了他们生活的唯一意义。而那些外派人员，像她一样，似乎也只是为了逃离国内的困境、为了寻求更高的薪水，而选择了这样一个看似有吸引力的机会。

渐渐地，麻瓜开始明白，她的选择虽然看似自由，实际上却在经济压力的驱使下，成了一种“必须接受”的现实。她不是主动去选择这份工作，而是在看不到其他更好出路的情况下，被迫接受了这种生活。她回头想，自己当初放弃稳定工作，来到这里，虽然没有直接的胁迫，但似乎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种被动的强迫中。

她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我作业只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不是我活着是为了工作。”这句话让她意识到，工作不应该成为生活的全部，生存不仅仅是为了赚钱。

尽管麻瓜现在的生活条件相对较好，但她知道，长此以往，这样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方式并不适合她。没有社保和公积金，经济压力始终存在，人生似乎被限制在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上。虽然她暂时忍受了这些，但她深知，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未来的生活将不再属于她自己。

麻瓜的故事，看上去是一个关于“出国改变自己命运”的励志故事，这个故事却揭示了一个更加复杂的现象：许多年轻人走出国门，寻找更好机会，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隐性的“强迫劳动”，无论是通过不规范的劳务外包，还是因经济压力而不得不接受的工作条件，都使得劳动者的自由意志受到压制。在这片遥远的非洲大地上，麻瓜虽然在赚钱，但也在用自己年轻的时间换取一个不完全属于自己的生活。

9. 无薪试岗：企业的「免费劳工」陷阱与求职者的维权之路

 近年来，中国就业市场竞争激烈，部分企业利用劳动者的求职焦虑，以「试岗」为名，行「无薪用工」之实。这股歪风已吹向全国各地，越来越多人认识到这不合理也不合法，在互联网上分享自己的遭遇，让无薪试岗近期冲上热搜。

       网友爆料沈阳多家公司要求3到7天的试岗期，试岗过后便以未通过为由辞退，试岗期间付出的劳动力一分工资也拿不到，据网友经验分享，无薪试岗已成为沈阳招聘的常态。而这样的现象在其他城市也屡见不鲜，杭州與深圳等多地也有公司提出相同要求。

       这些案例无疑是劳动剥削，但却仅是冰山一角，是有勇气的求职者向行政部门申诉，或者在网上披露示警，才得以浮出水面。实际上还有多少求职者，不单给企业做了白工，还倒贴交通费、餐饮费，和宝贵的时间，落得血本无归，却没有信心与企业争是非，或害怕与企业撕破脸恐在业界混不下去，只能自认倒楣、忍气吞声，遭遇不为人知。

       当前就业市场竞争激烈，求一口饭吃的求职者是弱势的一方，企业也将这样的心理摸得很清楚，才得以恃强凌弱，滥用求职者的辛劳。资方行事以公司利益之名，实则目无法纪，所谓无薪试岗完全无法律依据，属企业单方面制定的霸王条款。

       且无薪试岗期间，劳动者往往未被纳入社会保险体系，一旦发生工伤或其他意外，将面临无法获得保障的风险。求职者应具备基本法律知识，知晓自身权益，才能保护自己。

       这些公司通常辩称”试岗未通过，不算正式用工”，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这意味着，只要劳动者提供了劳动，用人单位就有义务支付报酬。法律上并无“试岗期”概念，而所谓的“试岗期”实质上是用工行为，因此企业不得以此为由拒付工资。

       此外，第三十条明确指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因此，无论是否签订书面合同，只要劳动者提供了实际劳动，用人单位就应支付相应报酬。所谓的”试岗期”在法律上并无明确定义，企业以此为由拒绝支付工资，属于违法行为。

       许多企业将”试岗”与”试用期”偷换概念，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仅承认”试用期”，且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 试用期须写入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19条）。

• 试用期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80%或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劳动合同法》第20条）。

• 试用期依合同长度有不同限制，即便是无期限的合同，试用期也不得超过6个月。

       “无薪试岗”被这些无良公司凭空创造，并擅自认定为非正式劳动关系，拒绝保障劳工基本权益，属于实打实的违法行为。试岗不合规也不该存在，而试用期受法律约束，企业无权拒付工资。

       许多求职者不了解劳动法规，误以为”试岗不给钱”是行业潜规则，资讯不对称使求职者被企业玩弄于股掌之间。且好不容易通过层层面试进入公司，许多人只希望尽全力留下，即使企业提出无薪试岗的不合理要求，也只能忍气吞声。即便试岗期过后被无故解职，也因为维权成本高，而选择放弃追讨工资。

       作为求职者，在面试时若公司提出无薪试岗要求，就应提高警觉，敬而远之。试想，提得出这种压榨要求的公司，即便日后顺利入职转正，又怎能期待健康的工作环境?

       而若已成无薪试岗的受害者，则应保留证据，证明劳动关系，为日后维权做准备。有力的证据包括工作记录（考勤表、工作群聊天记录、邮件往来）、同事证言、工作现场照片或视频、公司发放的”试岗通知”等书面材料。

       维权第一步可以先与公司协商，直接向人力部门提出支付试岗工资的要求，并记得留存沟通记录。若协商不成，可以拨打12333劳动保障热线，或向当地劳动监察大队举报。亦可在劳动关系解除后一年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免付申请费用。

       无薪试岗是企业极其短视的行为，且终将自食其果。一旦被曝光，不仅面临法律制裁，更会损害企业声誉。上述沈阳事件已迅速登上热搜，引发舆论谴责。

       找工作不容易，但求职者务必谨记在心，无薪试岗并非行业惯例，而是赤裸裸的违法行为。劳动者应提高法律意识，企业更应遵守《劳动法》，而非钻法律空子剥削求职者。唯有劳动者勇敢维权、监管部门严格执法，才能杜绝这类职场乱象，构建公平合理的就业环境。

10. “穷比死可怕”，困在以伊战争中的中国建筑工人

2025年6月24日，在短暂的停火协议墨迹未干之时，战火重燃。伊朗的导弹再次划破以色列的天空，其中一枚击中了特拉维夫一处建筑工地宿舍。这里的住客，是一群来自中国的建筑工人。他们幸运地躲过了致命的袭击，却在一瞬间失去了栖身之所。

据不完全统计，超过十万名中国建筑工人散落在以色列的各个角落，成为这个国家基础建设中不可或缺，却又极度边缘的群体。当战争的警报响彻这片“应许之地”，他们的故事，交织着对死亡的恐惧、对贫穷的更深畏惧、巨额的中介费、无处可躲的防空洞，以及遥不可及的“撤侨”通知。他们的困境，是地缘政治冲突下，被遗忘个体的真实写照。

一枚导弹落下，宿舍没了，只剩一地狼藉。“当时没在宿舍里，算是捡回一条命，”一名工人事后心有余悸地在社交媒体上说。然而，劫后余生的庆幸很快被更现实的焦虑所取代。“菜都吃完了，就剩大米和油，”另一名工人表示，他所在的工地已经停工，但不允许工人外出，更不让随便拍摄视频或直播，“菜都买不到了，此时此刻地都在震动。”

战争的残酷，对这些身处异乡的劳工而言，是极度真切而具体的。社交媒体上，流传着各种未经证实的消息，加剧着他们的恐惧：“刚刷到在以色列江苏淮安的一个小伙子，他说今天中国同胞被炸十几个，不知真假。”另一则消息则更为骇人：“听说三名中国同胞被导弹炸死了，17人受伤了，全都住在一栋楼，那栋楼被炸了。”

尽管官方尚未证实这些伤亡数字，但战争的威胁无处不在。“有导弹还要干活，”一名工人无奈地表示，“全都是中国人在卖命，有谁能理解。”另一名工人则说，“天天头上飞，习惯了。”这种“习惯”，是一种在极度危险下的被迫麻木。

中国人不能进防空洞

当尖锐的防空警报响起，对以色列人来说，意味着迅速躲进公共防空洞。然而，这条生命通道，对许多中国工人来说却是关闭的。

“防空洞本来就少，本地人都躲不下，怎么可能让中国人进？”一名工人直言不讳地说。这种情况在繁华地区尤为严重。“有的地方偏僻可以进，繁华的地方本地人都挤不下，不让中国人进，”

多段网络流传的视频和相关报道显示，在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期间，拒绝中国工人进入防空洞的情况并不罕见。部分以色列民众以“不是为你准备的”为由，将寻求避难的中国工人拒之门外。对此有网友表示：“历史史的回响格外刺耳：二战时期上海收留数万犹太难民，如今中国劳工却在以色列防空洞前被拒之门外。”

对这些中国工人而言，这意味着当导弹来袭时，“只能等死，太快了没法躲。”

穷比死可怕

早在6月22日，中国政府便发布了“关于近期组织中国工人集中撤离的通知”。然而，对绝大多数工人来说，这份通知如同一张废纸。

“不可能的，十多万人根本没办法撤，”一名工人说，“飞机也停了，我们没办法离开。”

更深层的原因，是经济的枷锁。这些工人几乎都是通过中介公司来到以色列，为此支付了高达十几万人民币的中介费。一名工人透露，他自己就花了16万，“创业失败了，贷款过来的。” 

在以色列，建筑工人的月薪约为4万人民币，但通常会被中介抽走一半，到手工人只有2万左右，且第一个月的工资往往被扣押。如果现在离开，意味着血本无归。高昂的沉没成本，让他们选择用生命做赌注。

“穷比死可怕，”这句话在工人群体中广为流传。“不害怕是假的，为了挣钱，”另一名工人坦承。一位身在国内的妻子说，她劝在以色列拉马特甘（Ramat Gan）的丈夫申请回国，丈夫的回答是：“穷比导弹更可怕。”

这种心态，是对他们所处困境最直白、也最沉痛的注解。他们害怕死亡，但更害怕无法偿还的债务和一个无望的未来。

工地上没有本地人

“在以色列，做建筑工人的，都是中国人，”一名工人说。这句话或许略有夸张，但却反映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以色列的建筑工地，高度依赖以中国人为主的外籍劳工。他们构成了这个国家城市景观的基石，却是社会中最沉默、最没有保障的群体。

工地的管理极度严苛，“要是敢反抗，就要被辞退。”在战争与苛政的双重压力下，这些工人被推向了绝境。

6月24日宿舍被炸后，有工人想透过直播让外界了解他们的处境，却被告知“不能拍视频”。信息的封锁，让他们的声音更难被听见。

空袭警报还在继续，导弹仍在落下。对于特拉维夫和其他城市里的十余万名中国建筑工人来说，他们不仅要祈祷自己不被导弹击中，还要面对食物短缺、信息隔绝和无处可逃的现实。他们被困在了战争、债务和一个破碎的异乡梦之间，进退维谷。当外界关注着国家间的军事对峙与外交斡旋时，这些个体的挣扎与呐喊，却在隆隆的爆炸声中，显得微弱而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