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在印尼中国劳工的口述文集，收录了曾经或仍然在印尼务工的中国劳动者对自己劳动经历的讲述。很多口述者的经历都是饱含挫折与不平的：或是遭遇了欺骗，或是工资被拖欠和肆意克扣、受伤不能获得及的医治、护照被扣不能回国、高温粉尘、辞职之难、身边人讨薪却被报复…这些，不是因为口述者们自身有多不幸；他们所道出的结构性压迫紧随每一个海外劳动者的打工生涯。
这一群体所经历的磨难在疫情期间第一次被公众所看见。与一般回国中国公民相比，海外劳动者从印尼回国的程序更复杂；工人不得不向自己的老板和项目部申请回国，获得名额，进行第一遍新冠检测结果筛查，才有机会被安排到雅加达，进行隔离与航空公司检测——这里面的每一步都曾让很多人叫苦不迭。回国之难成为很多工人愿意在工地忍辱负重的软肋，把劳动者推向更为脆弱无保障的境地。而不堪忍受的人则选择铤而走险，宁愿偷渡也要离开。
然而工人们反映的问题，在后疫情时代的今天仍然难以解决。投诉与问责渠道的缺失让工人选择用社交媒体发声，而公司却选择继续遮蔽问题，甚至更加变本加厉地惩罚吹哨者。集体行动也曾带来积极的效果，只不过往往只爆发在矛盾最激烈的时刻，并以管理层分化工人、打散谈判力量告终。
如果不能寄希望于公司主动履行责任，不能寄希望于公权力制约出海的资本，普通劳动者如何才能在外地得到保护、获得力量？其中一位口述者说：“如果那些有效的法律条文能够在海外得到落实、海外劳工有加入当地工会的权利、司法诉讼不再那么复杂（比如印尼成立专门的针对外劳的劳资纠纷法庭）等，那么外劳的权益才可以得到根本新的保障，而印尼的投资环境也会变得更好。不过，这些‘如果’可能都跟我没啥关系了，因为肯定还很遥远。”
如何让这些“如果”与你我有关？如何让这些“如果”一步步成为现实？如何寻找支持、开拓渠道来维护自己与身边人切身的权益？这是本期文选供读者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