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淘金梦碎了又碎，又有90名中国工人被骗

2026年4月17日，90名中国工人在社交媒体求助。他们每人向中介缴纳了总计逾百万元的中介费和押金后远赴迪拜务工，落地后却被安置在四面透风的简陋棚屋中，住宿环境和做饭环境都十分恶劣。更令人绝望的是，他们工作了三个月，至今分文未得。

这不是一则新闻，这是一个已经重复了十年以上的故事。

把时间拨回2017年4月。澎湃新闻曾详细报道，42名安徽籍建筑工人被一家不具备对外劳务合作资格的公司以虚假宣传诱骗至迪拜。他们以旅游签证入境，被安排在沙迦劳工营做瓦工。到达后无活可干、工资遭拖欠、连续15天断粮。最终工人被迫向媒体求助，外交部领事司介入后，中建中东公司代付了工资和回国机票，工人们才分两批狼狈回国。

2019年初，又有十余名河南工人赴迪拜参与世博会基础设施建设，同样遭遇长期欠薪，护照被扣。据扬子晚报报道，他们工作数月仅拿到极少的生活费，不得不前往总领馆求助。

2025年，社交平台上更大规模地涌现出中国工人在迪拜被骗的控诉。有人被以”陕西川发建筑劳务”名义招募出国，被许以丰厚报酬，到达后发现承诺全部落空——无工可做，伙食恶劣，讨薪无门。另一名网友留言称，自己父亲也曾被骗去迪拜，八个月未发工资，最后被扣走数万元才得以回国。

而如今的2026年事件，套路如出一辙：高薪许诺、收取押金和中介费、旅游签入境打黑工、到达后条件与承诺天差地别、长期不发薪、工人走投无路只能求助领事馆。唯一变化的是数字——人数从42人增长到90人，涉及金额从数十万升至逾百万。骗局在膨胀，而监管和保护机制却似乎仍然停留在原地。

这些骗局之所以能一再得手，根源在于一条完整的信息与权力的不对等链条。在国内，这些工人大多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本地就业机会有限，对海外务工法规几乎一无所知。中介利用他们对”迪拜遍地黄金”的朴素想象，以月薪过万的承诺为诱饵。工人在出发前往往只签了一份中文合同——有的甚至是临登机前才匆匆签署——内容含糊，条款偏向甲方，而工人手中常常连一份副本都没有。

到了迪拜，工人才发现自己持的是旅游签证而非工作签证，在法律意义上属于非法务工者。这意味着他们不受阿联酋劳动法保护，无法通过当地劳工部门投诉，一旦被发现还面临罚款和遣返。这种”黑户”身份恰恰成为中介和工头拿捏工人的最大筹码——你要闹事？那就等着被抓被遣返，押金一分不退。

而中国驻迪拜总领事馆的角色也值得审视。从历次事件来看，领事馆在接到工人求助后，通常会进行核实、敦促企业妥善处理，并提醒工人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然而现实是：工人无合法务工身份、无合同副本、语言不通、经济拮据，所谓”法律途径”对他们而言形同虚设。领事馆能做的，更多是居中协调，而非强制执行。这不是领事馆不作为，而是领事保护制度本身的局限——它能灭火，却无法防火。

真正需要反思的是出国务工监管体系。中国商务部规定，从事对外劳务合作必须取得经营资格。但从2017年到2026年，同一类型的无资质劳务公司仍然能够大规模招募工人并将其送出国门，说明对非法中介的事前监管和事后追责长期缺位。这是一个制度性的漏洞，而每一次填补这个漏洞的代价，都是数十乃至上百名工人的血汗和积蓄。

迪拜的摩天大楼不断拔高，而在那些光鲜的玻璃幕墙背后，中国等国家的劳动者始终是这座城市最沉默的建设者。他们的故事不该只在每次出事后被短暂记起，然后迅速遗忘——直到下一批90个人再次站到领事馆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