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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打工的父亲,又一年不能归乡

来源:南方周末

腊月三十,北半球的冬季即将进入尾声,赤道以南闷热的雨季还要绵延一个多季度。一北一南,我和我爸各自过年的地方。

来自商务部2023年的消息显示,2022年中国企业共向境外派出各类劳务人员25.9万人,年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54.3万人。54.3万人中,就有我爸。

他今年52岁,2024年是他第二次在刚果(金)过春节。过去两年,他和一两百个中国人、六七百个当地人一起,住在一个我至今不知道详细地址的铜矿厂里,他的工作内容是选矿设备安装。

无论是金矿、铁矿还是铜矿,对一处新开采的金属矿山来说,球磨机、烘干机、分级机、浮选机等都是必需的机械设备,它们能利用物理作用将大块矿石破碎成微粒,再将需要进一步加工的金属分离。负责将一块块钢板、铁板从无到有地切割、拼接成选矿设备的工人就是安装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的老家是山东招远,打我记事起,家乡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产黄金,县城内外,闲聊间人人都能讲几句听说或是亲历的与黄金开采有关的消息。2014年,原国土资源部还在网站上发文,称莱州-招远整装勘查区是世界上第三大金矿区。

生长于斯,从学徒开始,我爸做了二十多年安装工。这些年里,他工作的内容不变,工作的地点却离家越来越远。

记得我上小学时,我爸在县城西南边的几家工厂打过工,这些工厂离家不过几公里远。没几年,我上了初中,他开始“背井离乡”,先是周边的县市,再是国内的其他省,常常一去就是几个月甚至一整年,再往后,出国成了常态。

空间距离拉长,让见面成为奢望。时间久了,亲戚朋友都已习惯——逢年过节我爸总是个不在场的人。我也一样。很多时候,我只能大概记得他在地球的哪个位置,有时是南亚,更多时候是非洲,至于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甚至哪一片土地,我总是弄不明白。

但我知道,异乡的日子一定不好熬。隔着中国和刚果(金)之间6个小时的时差,视频电话里,我见过他和其他人一起坐在三轮车车厢上,吹起的黄沙让人睁不开眼;我也听过他用简单的英文单词同当地工人沟通,询问一个问题处理后“good还是不good”。

正如每一个农民工都不是自愿离开故土一样,我爸也是一样。

今年过年,工地宣布放假两天,又给每个人发了一包瓜子、一包花生和一把糖,在山东,这是过年时各家必备的小零食。通视频电话时,我爸说了好几次,“想回去,真不想再在这待了”。只不过,每次决定要出国时,他总是这么说,“不出国怎么办?在家没有活干。”

“设备卖到哪,我们就去哪干。”像是候鸟必须随着季节迁移,行业变化给了我爸不得不走的理由。

在国内,我爸去过河南、四川、江西、新疆、内蒙古等地。那是2009年《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发布之前,“绿色矿业”和“2020年基本建立绿色矿山格局”的要求目标还未被明确提出。

在一份由自然资源部研究员葛振华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中,我查到了一个数据:受到我国经济强劲增长和全球矿业经济持续景气的影响,以中、西部地区为主,国内私营矿山数量在2005到2009年间稳步增长,到2009年达到7.6万个。而我爸去工作的这类私营矿山,绝大多数规模都不大。

环境保护和安全整治扳开了第一条道岔。

“过去一个小选矿厂采购的设备,每天的生产量也就是百十来吨,300吨、500吨都算是大设备,这样的企业规模小、效益低,不会拿出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环境保护或是者安全生产,但是这些年环保和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企业要干,只能做大。”慢慢地,我爸经手的矿山设备设计生产量增加到了每日3000吨、5000吨,甚至上万吨。

2019年,国务院安委办正式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做好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非煤矿山工作。不过在此之前,我爸和他的工友们已经发现,一众产能落后,环保、安全不达标的小型矿山开始被逐渐清退了,“即便是设备需要整改和长期维护,也用不了这么大体量的工人”。

出国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2010年,我爸第一次出国务工,去了苏丹的一处中方援建项目,“中国花钱,提供设备,负责安装调试,再进行人员培训,等到能生产了,中国人就都撤了,后面的生产就不关我们的事了”。

但近几年,中方同时负责投资、设计、制造、施工、运营的“出海”方式已成为新的趋势。刚果(金)的那处工地也是如此,项目经过全球招标,中国企业中了标,除了常规的生产和人员培训,在那里开采出的铜还会优先以市场价卖回国内。

对双方国家来说,这是双赢的生意。而对我爸这样的安装工来说,尽管没人负责“五险一金”,但双倍工资还是让出海工作看上去更有性价比,“毕竟在国内工作也回不了家”。

只是,生活和情感总是矛盾的。

大年初二,一个刚回国不久的工友又问他工地上还缺不缺人,他想再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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